叶檀 评论员
股市维稳成为大势所趋，曾经以股市赌场论一语惊人的吴敬琏先生，7月22日在上海表示，“现在股市出现问题，政府救市是应该的”。
吴敬琏先生背叛了自己的立场？没有。今年4月，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他还表示，“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有待加强。资本市场的重要特点在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因此资本市场监管的要务，在于对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合规性监管。如果企图用行政审批等手段来保持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只能适得其反，使它成为‘政策市’、‘寻租市’，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此次在赞成政府救市的同时，他附加了条件，“问题是怎样对症下药，政府是不是该直接干预股市以及楼市。”他强调，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
可见，在吴敬琏先生的口下，救市是股市制度纠偏的同义语。在这点上，吴敬琏先生与救市派达成了共识。
在此轮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大争论中，沸沸扬扬的争论遮蔽了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即应该如何面对中国股市的症结。不论是救市派还是不救市派，都认为中国股市存在制度性缺陷，政府理应进行制度性纠偏。侧重于政府救市论者对于资本市场形势的判断更加悲观，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危急时刻，政府必须尽快出面解决问题。否则，日后面对一个信用彻底丧失的资本市场，整个社会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成本加以挽救。
事实上，目前的股市“维稳”就是隐性救市，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救市文章，监管层放慢融资步伐，高管发表安抚投资者的讲话，有关方面表示对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长期信心，大盘蓝筹在关键时刻受到支撑……这些都是我国典型的救市举措，如果说这还不是救市，那什么是救市？难道要让有关部门昭告世界，A股市场不能跌破多少点，如果跌破，中国特色的平准基金将入市，才叫救市？
反对救市派对目前的现状不置可否，难道他们只是反对救市的理论，而不反对救市的行动？这未免有鸵鸟理论家之嫌。并且，从目前全球市场的联动性来看，存在全球的人工“维稳”行情，我国的反救市派应该像马丁沃尔夫一样，对于“资本主义已死”的现实大加挞伐。所谓政府之手彻底撤离市场，在目前的世界越来越不现实，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制度约束的力量，使政府之手在自己的边界内行事。
A股市场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同股不同权，大股东合法侵害小股东权益。股改并未根治这一问题，只不过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暴发。一旦侵害以政府行为大规模出现，比如国有股市价减持，比如大小非在二级市场大规模套现，中国资本市场就会发生整体信用危机，导致交易量聚降。中国资本市场痼疾周期性发作，无不与此有关。
希望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人，都会认同制度性纠偏的重要性，吴敬琏先生也不例外。但是，一旦发生市场信用危机，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救急。美国政府援救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是因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模式不存在弊病，而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与信用市场密切相关，“兹事体大，不得不救”。救活两家公司可以将信用危机减小到可控的范围之内，可以降低社会的总体支出成本。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现实，市场化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好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危机将使重心偏向政府调控。
要让市场化健康发展，我们不应该探讨政府要不要救市，现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问的是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救市之后怎么办？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将出台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清算评级机构的利益交易行为，彻查房利美与房地美的财务情况，杜绝关联交易，保持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的公平与独立，消灭金融公司的隐患。那么，我国股市启稳之后，怎么保持大小非与二级市场的利益均衡，怎么清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资产价格非公允性增高现象，怎么惩处对股改承诺违约的上市公司，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以杜绝中国资本市场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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