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点下方是否是A股的安全区域？市场接连暴跌之后，2008年以来华南地区首次大型机构的市场形势分析座谈会显得格外引人关注。
3月21日下午，就在“救市”传言不断弥漫的氛围中，广州、深圳等地主要的基金公司、券商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的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深交所，参加深交所每季度一次的形势分析座谈会。
上任之后一直行事低调的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也出席了该次会议。
“会议主要是为了听取机构对国内国际宏观形势、美国的次按危机、A股市场等问题的看法，这一会议主要是收集意见并向上反映，交易所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参会人士告诉记者。
“会上对于市场的看法出现比较大的分歧，有看法偏乐观的机构，也有机构相对偏悲观。但是对于市场下跌的原因，大家都认为‘大小非’和再融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希望主管部门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明确的说法，希望监管部门对于‘大小非’减持要出台一些措施，比如改进交易方式等，减少‘大小非’对于二级市场的影响；至于再融资，则希望要有所限制。”与会人士表示，“此外，会上降低印花税的呼声也很高。”
众机构提议：
限制“大小非”与再融资
“大小非”减持和再融资成为会上众多机构讨论踊跃的焦点问题。
“这一轮下跌主要的触发因素是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平安的再融资，平安的再融资给投资者的感觉是‘圈钱’太厉害了，因为它的融资目的和融资之后给股东来说的利弊等等中国平安都没有说清楚，逼着大家用脚投票。”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的人士认为。
对于巨额再融资，大部分与会机构均认为应该进行限制，这解决办法相对简单，而比较而言，“大小非”的解决方法则要考验监管部门的智慧。
“‘大小非’股东的获利非常大，所以一旦解禁之后，股东出售的愿望很强烈，特别是在市场急跌的行情中，‘大小非’股东对于股价的预期改变，这也增加了他们减持的动力。”一位参会券商的负责人认为监管部门应该正视“大小非”带来的问题，甚至有与会机构提出要给“大小非”设限。
但也有与会人士认为，给“大小非”直接设限并非合适的做法，因为股改的对价已经支付了，因此，“大小非”股东要卖出不应受到限制。
但“大小非”给市场带来的压力显然必须重视。
南方基金投资总监王宏远指出，股改的上半场已经结束，股改红利已进入一个拐点，在此阶段，广大的产业资本、大小非解禁所增加的供给对当前流通市值的比例之大，在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是史无前例的。王宏远认为，大小非减持可以制度化，或者是通过新的途径，比如明确预期、向社保基金划拨等。
除了解禁股减持压力外，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正在进行的“套利”行为也使得众多机构感到担忧。
王宏远认为，目前市场的下跌其实是产业资本和股市存量资本的一种博弈，而国内对于主要股东的竞争行为没有进行约束。王认为，在国外，主要股东出售原有的公司之后，会有一些限制性条款，就是该股东在若干年之内不得再涉足这一行业。“但是在国内，上市公司股东在二级市场套现后，可以再成立一个新公司，由此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原上市公司失去了主要管理团队后，开始走下坡路，而新公司则红红火火地做起来了，然后再运作上市，就这样产业资本就完成了他们的套利操作。”
产业资本的套利行为不但没有达到股改时大家期盼的大小股东利益一致，反而造就了产业资本和投资者之间新的对立，而此时，二级市场投资者仍然处于劣势地位，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市场信心的丧失。
“现在市场上下跌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市场上涨的时候政府增加了印花税，但是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却看不到有来自政府层面的政策进行支持。”一位机构负责人会后对记者表示。
虽然进入3月以来，每周批准几只新基金发行已成为惯例，但这并不能够使市场重拾升势。
“放开新基金的发行实际上是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资金并不是导致市场下跌的原因，因此，放开新基金发行不能从解决上根本问题，现在市场资金实际上还是很充裕的，但是这些资金已经排在市场之外，不愿意进场，其中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信心的丧失。因此，会上大家都呼吁监管部门表态限制再融资和为‘大小非’减持找更好的方式。”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南派北派：机构分歧
对于市场走势的判断也是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觉得市场现在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大小非’的问题，一个是通胀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通胀不控制，企业的盈利就会受到影响。”一位参会机构人士认为。
对通胀问题严峻性看法虽然已经趋于一致，但是机构的分歧则在于其分析问题的角度。
博时基金的一季度策略报告代表着主流的分析方法，“短期来看，中国乃至全球生产率的提升已经遇到瓶颈，结果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和企业盈利前景下降。”
其理由是“全球通胀的威胁日益严重，这说明生产率提升的速度已经不足以抵消各类成本上升后对价格产生的压力，此外，新兴市场的兴起以及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反过来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冲突，全球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此外，“就中国经济本身来说，一方面在经历了2000年以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顺利升级后，其增长效应已接近释放完毕，又将面临向创新型和服务型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这一步的艰难程度将远超前者；另一方面，中国过快的城市化和重工业化又带来了严重环境和资源问题，劳工成本也迅速提升，最近出台的新＜劳动法＞更使得中国制造业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受到抑制。”
虽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对于通胀问题却又有着不一样的解释。
典型的观点就是业内流传的“沃尔玛效应”：全球通胀使得人们的购买力越来越弱，由此导致人们的消费能力降低，并且更多到便宜的沃尔玛连锁购买东西，而沃尔马所销售的产品中有超过一半是从中国进口，因此，全球通胀反而对于中国出口有好处，会导致中国产品需求的增加。
除了沃尔玛效应外，相对“务实”的观点则是盯着A股的估值水平。
某大型机构的投研部门负责人认为“现在的估值水平动态计算大概是市盈率20－21倍，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大幅度下滑，比如跌到增速5％以下，我觉得现在的估值水平还是有吸引力的，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维持8％－9％的话，现在的估值水平已经是非常有吸引力了”。
“如果要出现反转的行情，的确需要宏观经济因素进行配合，但是跌到这个位置，相对估值已经比较安全的，向下的可能性也很小。”上述人士表示。
分歧也体现在机构操作手法上，“南北分歧”、“上海砸盘”等等说法在基金业内不胫而走。
“南北分歧”是指，业内盛传以深圳为代表的基金公司总体而言仓位维持比较高的水平，而以北京为主的基金则将仓位降至较低水平，而“上海砸盘”则是指由于前期上海基金仓位一直维持较高水平，近期终于“放弃抵抗”，降低仓位。
“传言有着明显的区域色彩，其实这并不确切，深圳广州这一地区的基金中有些大公司旗下的基金仓位都接近最低水平，也有些大基金一直维持高仓位的，但是机构的分歧还是很大的，甚至一家基金公司内部也有很大的分歧。”深圳某基金人士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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