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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只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句话，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早先，财产(那时叫资本和资产，包括金融财产和实物财产)收入那是剩余价值，是不劳而获，是耻辱，是罪恶。
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29年来，特别是最近十七八年，中国创造出了如此巨额的财富，专门研究中国富人的英国小伙儿胡润说：“都知道中国发展很快，但速度如此之快让人感到震惊，远远快过美国和欧洲。”
4月20日，碧桂园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2100亿元。持有95.2亿股的第一大股东杨惠妍成为内地最新女首富。
在《福布斯》题为“爸爸的女孩”这篇文章中，杨惠妍成为首富的原因被归结为“有个好爸爸和上市带来的财富膨胀”。52岁的杨国强目前是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2005年，杨国强将碧桂园70%的股份转让给刚刚踏出校门的杨惠妍。
然而，做碧桂园未来的接班人，并不是这位内向的女孩当初理想的职业。26岁的杨惠妍曾经在家人面前表示，她的志向是当一名教师。
和中国许多富豪不一样，杨国强一直低调行事。他曾经给一位负责媒体公关的助理下死命令：如果老板的名字或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就让他走人。
但是，杨家父女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生活了。自碧桂园上市，以及杨惠妍成为新首富，杨家父女就被盯上了。眼下，碧桂园某项目正被国土资源部调查，涉及土地面积6300亩。所以，杨国强一直要的低调，不是个人想与不想，而是能与不能的问题。
股东中出现了上千名娃娃股东
娃娃富翁不止一个杨惠妍。北京银行的娃娃股东也引发大波。
北京有两位老人住着一套60多平米的二居室，走在街头，颇不引人瞩目，但他们是千万富翁。两位老人共持有北京银行(601169.SH)近70万股股票，按照目前北京银行的股价，二老身家超过了1400万。
而二老的两个女儿，及其两个外孙都持有北京银行的股份，其中现年22岁的小外孙持有北京银行约40万股，23岁的大外孙约持有北京银行15万股。
2007年10月19日北京银行上市时，有报道称，股东中出现了上千名娃娃股东，这些股东在1997年北京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时均未成年，那两个外孙亦属于此列。
北京银行针对这些报道发布澄清公告，指媒体有误，并承认该行确实存在未成年人股东的情况，主要由历史原因造成，在北京银行IPO前股东中未成年的自然人股东共有84人，其中67人是由信用社股东直接转为北京银行股东。
一位老人回忆道：我从1949年开始工作时就在银行，直到1988年68岁才退休。退休了我们也闲不住，当时人民银行鼓励做城市信用社，这属于新生事物，我们到处求人入股，最后凑了二三十万块。我们自家也得尽全力，这样才能表现大家心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家所有的家属都入了股，入股写外孙的名字是为了以后给孩子们读书提供一些资助。当时50多名员工都参与持股。1997年，北京市90家城市信用社合并成立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清算时，信用社的原始股的股东权益涨了28倍。而在此前8年的经营中，信用社每年都有分红，并入合作银行前最后一次发放的股息是10.38元/股。“早知道上市，当初的股息还不如都折入股了，现在更改不了。”
这些信用社的原始股，在经历多次增股、送红股、上市之后，如今已增值近千倍。 800位富豪的财富相当于GDP的16%
成为富人几乎是一夜间的事。福布斯推出的2007年中国富豪榜前75位，财富均突破100亿元。
富豪的数量在增加，他们的财富也在激增，第50名的财富已经从1999年的5000万元激增到2007年的120亿元，首富的身价更是首次达到千亿级。2007年上榜企业家的平均财富为42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100%。8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达到了 34452亿元，相当于2006年GDP的16%，而2006年上榜的500位企业家的总财富为1.1万亿元。
从榜单上看，在上榜的行业中，房地产仍以24%的比例排在首位，虽然它的比例一直在减低。富豪财富激增的另一个原因是2007年中国股市的强劲发展以及富豪们在资本市场上的成功运作。百富榜的前10位富豪中，有9位拥有上市公司。在前100位上榜企业家中，有74位拥有上市公司。
中国富豪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是否会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学博士巴曙松倒不是十分担心，他介绍，最近格林斯潘出了一本书——《动荡的年代》，其中提到，现在全世界都面临一个难题，在资本化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财富创造的速度在加快，但是财富的分配差距在拉大。
巴曙松提出“分享经济”的概念，“我们大家没有时间和财力去做房地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去分享，所以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活跃，在中国版图的改变仅仅是一个开始。”
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政府要让群众有财产性收入，而非财产性负收入。政府对证券市场要增强监管力度，但要减少干预程度，相信股市的自身调节能力，同时不断地对股民进行风险教育。
厉以宁的心思是好的，但“群众”这个词用得有点不妥。群众是什么?是与领导、与政府相对应的，是上下的关系。群众的财富是领导给的?领导有这么大能耐?如果群众拿到了财产性负收入，领导也负责赔吗?这就好比说“党中央决定夺取农业大丰收”一样不妥。莫如说，政府应当尊重公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权利，或者说政府没有阻碍公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权力。
在全民财富大涨之时，个体的悲剧仍无法避免。
2月22日正月初五，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陈正先与姚元香夫妇相互搀拥投江而死，一条麻绳捆在两人腰间，腰带也相互绞缠在一起，拽也拽不开。丈夫38岁，妻子34岁，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读小学。
他们留下的遗书表明，血吸虫病使这对贫穷的夫妻无法承受。而在这个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翻阅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制度，他们的困境超越了这里所有的救助范畴和救助能力。
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但显然来得太迟。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
从丐帮帮主到千名富人帮
过去8年，马云一直称自己是丐帮帮主。那时，阿里巴巴还没有上市，当百度等互联网上市公司员工以百万论身家时，阿里巴巴的员工只有羡慕的份。而2007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B2B业务子公司即将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后，一切都将完全改变。以发行价12港元计，阿里巴巴4900名员工持有阿里巴巴4.435亿股，市值共计53.22亿港元，有将近1000名员工将成为拥有超过100万港元身家的富翁。
一个中国规模最大的富人帮由此诞生。
在上市公司中，马云持有1.89亿股股份，拥有股票价值22.68亿港元。但是和其他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相比，马云5%的持股比例只能算是象征性持股。
盛大和百度上市也曾发生过两轮造富运动。由于陈天桥持股75%，李彦宏持股25%，徐勇持股19%，两家公司的其余员工持股比例并不高。与盛大同年上市的腾讯同样没有大规模产出超级富翁。这3家公司上市后身家超过百万的员工数目，都低于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如此大批量地产出富豪，这与马云的分享理念有关。“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没想过用控股的方式控制，也不想以自己一个人去控制别人，这个公司需要把股权分散。”
马云认为，管理和控制一家公司是要靠智慧而不是股权。中国太多企业因为强调控股权与控制权，而最终陷入利益争斗，影响了公司发展。
在创业过程中，马云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创立阿里巴巴之前，马云曾创立过一家叫中国黄页的公司。公司中，杭州电信控股70%，马云为首的创业者持股30%，在中国黄页的董事会中，以马云为首的管理层占了3个席位，杭州电信占了7人。在日常经营中，马云提出的许多意见，杭州电信一方的董事一致反对，但又不提出可执行的意见，结果马云什么也干不了。
中国黄页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其他竞争对手超越。
创立阿里巴巴之后，为避免上述情形发生，马云在第一次员工大会上就强调了自己不控股，不控制企业的理念。阿里巴巴最初是由18人共同投资50万成立，马云在其中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有3个类似的案例被马云视作以低股权掌控企业的成功参照，一个是比尔•盖茨，在微软的持股约为10%，一个是华为的任正非，在华为持股不到1%，一个是雅虎的杨致远，在雅虎持股不到5%。
巨人翻身纽交所扬名
2007年11月1日，巨人网络在纽交所上市，纽交所除了特批史玉柱穿运动服，还特别挂了一面中国国旗，“压力更大了，因为要保持增长为中国企业争光，就必须少睡觉、不休假、玩儿命地干。”
史玉柱带领着他的巨人团队，在路演期间就募集了10多亿美元，瞬间造就21个亿万富翁和186个百万富翁。以在纽交所上市次日的收盘价计算，巨人网络的市值已接近50亿美元，史玉柱个人身家也将达到500亿元人民币。
而在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史玉柱仅以55亿元身家排名第30位。
近20年来，史玉柱从未被媒体冷落过。史玉柱1962年生，安徽人。1993年，史玉柱在珠海创办的巨人公司，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年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也成为珠海第二批受重奖的知识分子。
此时，巨人正准备盖18层的办公楼。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找史玉柱谈话，希望将巨人大厦建为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也从最初设计的18层，加到38、48、54、64，最后是72层。
因此，史玉柱在1994年成了“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其间，他去美国考察，回国立即开始开发脑黄金，同时涉足的还有服装和化妆品，摊子一下铺到了六七个，有30多类产品。
因为从脑黄金不断抽血反哺巨人大厦，1996年公司财务遇困，1997年年初跌到了最低点。史玉柱去美国融资受挫，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了，史玉柱成为了背负2.5亿元巨债的中国“首负”，巨人集团名存实亡。
其后，史玉柱很少在公众场合露脸。2001年史玉柱重新露面，其间，史玉柱在上海注册成立了新巨人———上海健特(Giant，意为巨人)生物科技公司。3年的卧薪尝胆后，史玉柱神秘地还清了所有债务。
史玉柱长袖善舞，1989年进军IT业，1992年踏足房地产，1994年打响保健品市场，2004年投身网游业，他一直在处于成长期、波动剧烈的行业里沉浮。
这被有些人视为投机。“什么叫投机?我就是个赌徒，什么叫赌?就是无法预知结果。”
“我的时间大部分都投入到事业当中去了，妻子离我而去，生活上的遗憾是我最大的遗憾”。史玉柱也时常想起17年前不辞而别的前妻，其后他一直孤身未娶。
巨额遗产捐献慈善
在经历了长达8年的遗产官司折磨后，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龚如心，很可能将巨额遗产的大部分捐给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
坐拥超过400亿资产的香港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因卵巢癌于2007年4月3日在香港病逝，终年70岁。她一生极具传奇色彩，被美国财经《福布斯》封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生前在全球最富的女性中排在第50位。
据中国慈善排行榜提供的数据，截至2007年初，龚如心共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捐赠5000万元用于慈善事业。
然而，在中国行走8年的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在2007年却被取消了，坊间流传这与龚如心的去世有关。然而，另一个洋榜，胡润排行榜依然坚持着。4月11日，胡润慈善榜发布。85岁的余彭年仍是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朱孟依捐赠价值10亿元的股份排名第二；牛根生承诺捐出全部股份，其已捐出的价值约为6.5亿元，排名第三。余彭年、牛根生、刘佩珍和陈德勋都捐出了几乎全部财富，他们捐赠的财富数额与其个人财富的比例高于美国最著名的慈善家巴菲特和比尔•盖茨。
慈善家捐赠最多的领域是教育，其次社会公益、扶贫和健康。
榜上的100位慈善家平均年龄51岁，最年轻的是34岁的陈天桥。而2006年榜上的100位慈善家平均年龄48岁。由此看来，“新富”的人群还没有开始关心慈善事业。胡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比如施正荣、张茵还没有在榜单上出现。
中国的慈善文化尚待恢复和发扬。
资产价格升值并非中国独有
资产价格升值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把中国孤立出来也没有实际意义。全球资产价格与基本面即使脱节了也没有简单办法可以控制。现在来看，似乎以前的资产是便宜了，可要把资本变得不便宜又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此而论，资产价格与基本面的脱离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假命题。
此外，地缘政治是不容忽视的一大风险，虽说这在中国并不明显，可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就不影响中国经济。像美国的大选，现在民主党已经在中期选举中获胜，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民主党对于自由贸易的政策没有共和党的政策支持度高，一旦民主党获胜，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必然会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出现反弹——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美贸易战；民主党在自由贸易方面的政策会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将面临最迫切的经济挑战是重新平衡经济以获得可持续增长，这意味着让过度投资导致生产过剩的领域冷下来，将增长转移到国内不那么富裕的地方，并提高国内消费。而缺乏成熟的政策工具及地方本位主义对中央政策工具的无动于衷将使完成这一任务更为复杂。
财富集中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是文明进步的代价
最近几百年来，人类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就是贫富差距大大扩大，有些人住豪宅而有些人居于陋室，但是这总比所有的人一律居于陋室要好。因此，“过去的好时光”其实并不值得留恋。而且，变革的到来也不以我们的好恶为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批评是徒劳的，只有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它。
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由于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的进步，同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激烈的竞争使雇主努力降低成本，首先就是采用低工资，从而造成劳资摩擦、贫富矛盾、社会失和。竞争法则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不平等和工商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规模企业不是赚取高额利润就是破产，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就需要有特殊才能的组织者和管理人员，这种人所获得的报酬必然远远高于其他人。
这一连串的法则对全人类归根结底是利大于弊，值得欢迎。这一法则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有人提出的推翻现有秩序的方案实际上是对文明的基础本身的攻击。因为把能干而勤劳的人与无能而懒惰的人区分开来，这是人类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文明的开始。因此，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论多少，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个人主义是人的天性，也是文明进步到今天的基础。改变现有的法则就要让人变成专为他人工作的天使，即彻底改变人的本性，即使这是可取的，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做到这一点的灵丹妙药。所以，一切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考虑是从承认以上基础的大前提出发的，不是要改变现在的造成财富集中的制度，而是要最好地使用这笔巨大的剩余的财富。
(证券市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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