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银行隔夜拆借利率调降至4.5%，这也是美联储在很短的时间内2次调整利率，短期调整幅度高达75个基点。

   美联储面对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济环境。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美国第三季度的态势非常不错，GDP增长率高达3.9%。实际上，美国今年的GDP增长率是强劲上升的：第一季度GDP增长仅为0.6%，第二季度则达到了3.8%。同时，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也是逐渐抬升的，消费者支出平减指数(即CPI中扣除食品和油价的部分)则从之前的1.4%上升到1.8%。按照一般的逻辑，伯南克应该更多地关注高增长下的通胀问题(也就是加息问题)。

　　但是，美联储的行动就恰恰相反。美联储议息会议声明显示，次级债风波和美国住房价格的急剧恶化(第三季度美国住宅价格惨跌20.1%)让美联储改变了正常的经济逻辑。伯南克担心的是房地产市场萧条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毫无疑问，华尔街的势力也给伯南克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惯用的招数是将伯南克的“学究身份”同前主席格林斯潘的“灵活手腕”做带有暗示意味的对比，傍敲侧击地暗示伯南克应该“放聪明些”，应该采用更多扩张性的金融政策来为次级债市场的各种“败德风险”埋单。毫无疑问，伯南克显然“顶”不住了。

　　我们可以回顾2001年以来美国的利率和通胀变动。2001年至2004年是格林斯潘在新经济泡沫“刺破”之后的降息表演期，美国利率几乎以歇斯底里的速度向下降。从实际效果上看，高速降息的确缓解了新经济泡沫破灭的杀伤力，但是却滋生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大量根本没有稳定的现金流支付房贷的人群被卷入了房地产市场，华尔街鼓吹“房地产不败”的神话，制造了各种花招(例如次级债)，让这些人买到了价格高昂的房子(他们首付很低，前期利息支出也很低)。同时，美国经济开始过热，通货膨胀从2%飙升到5%，伯南克上台前鼓吹“目标通胀制”就针对于此。2005年至2006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继续“加息历程”，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大规模爆发，房价一泻千里。但由于此前的加息周期，使得通胀水平暂时保持在一个看上去可控的水平。于是，伯南克开始了“取舍术”：暂时不理通胀，“护航”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将伯南克最近几年的言论和行动联系起来，构造出完整的脉络和序列，就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遵循着某种具有实用主义味道的行动纲领，这个行动纲领的核心是美元的估值问题。的确，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挽救”的地步，逆差占GDP7%，这是绝对不可持续的。而解决逆差的唯一办法就是“弱美元政策”。伯南克一直都是弱美元的支持者，尽管强势美元一直都被标榜为美国政府的货币国策，其实，弱美元是美国人唯一的选择。而在弱美元的坐标下，将利率调低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能从美联储的故事中寻找灵感，那么这种灵感也是一目了然的。中国流动性过剩，而人民币又不断升值。对美国人而言，中国人的整体财富似乎在增加。中国的M2大约是18%，美国是7%，而人民币升值的年幅度又是5%，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正在以每年16%增长速度靠近美国。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在财富上追赶另外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力量是其国民的整体生产率，但中国的生产率比美国却不会超过5%。

　　美联储的故事至少证明了两点。第一是，世界上大部分央行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在很小的空间中腾挪、在很大的困境中选择。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央行也在加息、人民币升值以及经济增长上进行痛苦的权衡。第二是，即使很棘手，央行也要梳理出一个“序列”，即“当务之急”和“次要之备”的关系。美国人首选“弱美元”，愿意承受石油高价的压力。而中国呢？毫无疑问，中国不存在“影响经济的拖累因素”，最担心的应该是“投资的泛滥和低效率”，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将“压制泡沫”作为“当务之急”，但同时也担心这会损害“趁热打铁式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