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追寻李嘉诚独一无二的性格品质时，我们应该考察他成长中作用于他的可能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还原”成我们易于感知的人情世故的实在图景，李嘉诚的心路历程应该是我们能够猜想也能够沟通的。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沉默和崇拜外获得平常的心态。当少年李嘉诚要独力支持全家人生计时，他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生活的艰难对他的思想和做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事后的追述总会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如西哲对西方历史的解释，“剧本早已写好，只是等待历史的展开”。解读李嘉诚的人生轨迹仿佛如是。
如前说，李嘉诚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并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其对李嘉诚的影响是极难得的。马克思曾称赞希腊文明，以为那是正常的儿童，其创造的文化有一种高贵的品质，健康的心态，是后来者不可企及的典范。李嘉诚出身并非大家、 世家子，他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在生活和世界的边缘，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是健康的，他们聪敏、灵气、良善、温情，不走极端。但对大部分受过良好童年教育的孩子来说，接下来是青少年时期的一帆风顺，如果没有意外的悲剧使他们颠离生活的轨道，他们将信守自己生活的真理，并以此解释整个生命历程的诸种经验。多数人会由此气宇不大，成为社会里的一类型，而非独特的“这一个”。然而，文明转型的艰苦降临在每个个体生命和家庭，无论自愿或者被迫，他们都必须重新寻找生活的基础，必须重新建构对于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在此意义上， 那个时代的草根知识分子及其后代，都在参与着对社会既有规则的改造。对于具体的个体生命来说，是某些偶然的、神秘的因素规定了这样的努力成为悲剧或闹剧，从“自铸伟辞”的革命者沦为神坛下蜷伏的奴婢，或者成为自立法则、自创王国的大师、巨匠。李嘉诚幸运地成为后者。
李嘉诚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这种情况使人对世人真面目、世态炎凉有过早的洞察。他所尊崇的父母在生活面前的无力，也一定导致了他对人生的早熟的体验。早熟的生命，总是蕴含着不尊重生命，对人轻视、敌视，对公正平等的深深 的怀疑乃至嘲弄。生存环境残酷，则往往会导致偏狭、报复的心态，导致了机心、谋略、实用等等。
但是儿时的良好教育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担当，使得李嘉诚能够避开那种早熟的人生虚无的一面，而对人情世故有着实在的把握：在求人中，生自励自助之心，同时也获得对世界同情的了解和爱。其良好健康的心态发展至此不是偏向乖戾，而是更为壮实，这一健壮的人格，对人性有基本的洞察把握，又绝无幻想、浪漫，即对什么是付出，什么是获得有入骨的理解。而避免感情外露、感情的冲突，在市场上搏杀不无冷血残酷，对敌人的算计能以10年20年为期，其坚忍、工于心计也许正由于这少年时的不幸。
也许对李嘉诚的人生境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其父亲李云经先生了。李嘉诚年少时曾在半夜醒来，看见父亲仍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的背影，这件事给李嘉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明史上总是有一些最平凡普通而也最伟大的场景，充分说明了生命的自我实现形式：无私、爱、无人闻问的付出，只对天地或说自我负责，至于世人理解这生命到什么程度，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了。对李云经先生这种小知识分子，我们社会里最常见的理解方式是：穷酸一辈子，那么辛苦，什么也没得到，不值得。我们蒙垢的灵性忘记了感动，忘记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人在支撑我们的文明。
从李嘉诚多年以后多次谈及此事看，父亲及其行为已成为一种象征。父亲和那一场景是对李嘉诚人生境界最有力的挑战、警示和支撑。不能只为名利，只做一个名利之徒，人生在世，有可能成就一种高尚的境界。李云经先生的为人，是作为儿子的李嘉诚不可超越的，那一境界只可以追随，可以参照。李嘉诚在社会上再怎么成功，如果他不能像父亲一样对世界有忘我的爱，如果他不具有父亲那样的境界，他就不可能告慰一生穷窘的父亲。
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广为人颂：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对李嘉诚亦如是。领受过，就起作用，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李嘉诚由寄人篱下到富可敌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个人的生命状况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张狂和戾气，他仿佛无视自己财富的滋长和力量的扩张，只是沉稳地、老谋深算地注视着下一单生意。这期间既有职业金融家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伦理，又有着传统文明对财富的韬晦之术，有着传统的对世道人心的提防。纵观李嘉诚一生，他一直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规矩”和本分。中西文明在他身上，在他那一代香港商人身上有着较好的结合。 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展开极为复杂，国人只有在极短的时间里像日本人一样饥渴地、疯狂地学习，更多地时候在自傲与自卑、敌视与谄媚之间徘徊，而西方文明扮演了掠夺者、施惠者、肢解者、友爱者、守旧者、激进者各种角色，最终纷纷被扭曲、消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神权的辩护士，自由主义成为腐败和剥夺的保护伞。传统的命运也是如此。而李嘉诚们在无言中，在亲身履践中将敬业与勤奋、财富积累与本分、自尊与孝顺成功地统一了，正是在这方面，李嘉诚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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