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0 年来的中华文明，走过了一段坎坷屈辱的历程。西元1949年以后，文明的地理环境虽分离多元，但大体上都稳定下来了。文明的新生重建或以试验（在大陆）、或以光复（台湾）、或以中西混合（香港）等形式展开。
这些展开的内容以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历程、几代人的时间为代价，论证了我们文明在现代世界里的诸种可能的命运，从而为古老文明的现代新生和伟大复兴作了预演。大陆在试验之后重获人的自觉，出现了对传统文明和世界文明普遍价值的认同和回归。台湾则在政治文化的演进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同样为博大包容的中华文明体系注入了活力。
冲突最为激烈的是香港。语言、种族、肤色、习俗……五方杂处，传统文明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还具有原创能力？在精英文化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企图呼应台湾诸学者的努力，论证传统文明的现代创造性转化，企望“老内圣”能开出“新外王”；在大众文化领域，以金庸为代表的小说家则竭力追溯、阐发、宏扬传统文明的价值。但文化领域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新儒家的缺陷，其与现代社会里的杆格有目共睹；金庸虽力倡原儒精神、大侠情怀，也最终意识到这一文明最有光彩的内容无法在传统社会里生存（典型如萧峰。《鹿鼎记》可能是最后一次尝试，但最无足观的韦小宝在这社会里如鱼得水，而忧国忧民者陈近南走上绝路……则仍以小说无情的逻辑宣告传统社会文化的失败。金庸自此以后封笔）。
所有这些在智力领域里无力突破的文明梦想，却在实践领域里得到了最好的收获。即中国人、中国文化以香江一地为舞台，与西人、西方文化相处、碰撞、贴面肉搏，相辅相成，在人们都以为这里是“文化沙漠”的地方，出现了真正经受考验过的生命健旺壮盛的种子。文化上，对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扬弃，从而成就出现代专业分工的知识人；行政上，锻炼出传统社会不曾有过的公务员队伍；在民生日用的经济领域，则出现了包玉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霍英东等一大批市场巨人。在这其中，李嘉诚是一棵长青树，佼佼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文明的幸事。在文明的共同体苦难的历程里，中华文化在列国竞争的世界里处于弱势，文化“花果飘零”。弹丸之地的香港，在最激烈的冲撞里反而孕育了文明新生命运的因子。
李嘉诚，就属于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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