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在非洲大陆上频繁访问医院、关注疾病的比尔·盖茨夫妇，在触目感怀之下，再次重申自己的意愿：“有生之年，我们打算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财富全部捐献 给社会。”

　　所谓“再次重申”，是因为比尔·盖茨前不久刚好公布了遗嘱：除了给自己的3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家族住宅外，其余98％的财产，将全部留于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如今身家已超4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已先后为慈善事业捐赠了256亿美元。他名下的基金会，更是向以亚非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对象的全球疾病治疗提供了大笔资金，另外还向美国当地社区和贫困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捐助。

　　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贤富”，在美国并非特例，反倒是个规律。在世界富翁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美国银行家沃伦·巴菲特，也已写下遗嘱，将总值约305亿美元的个人财产的99％捐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

　　1999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美国1998年的慈善捐赠，已经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7％，居世界首位。而其中，80％来自个人捐赠，亦为世界之首。

　　许多人在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动机时，总不忘特别强调 
 
美国的富人们慷慨捐赠其实是为了避税。

　　然而，姑且不论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出相关法律，诱导富人乐善好施，如果一个政府宁可减少自己的财政税收，而增加社会公益、教育事业及穷人们的获益，本质上就值得嘉许。更何况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大规模的个人捐赠、设立慈善基金会，还是在政府制定相关法律之前。

　　这其中无疑包含了基督教对捐赠的鼓励因素。卡耐基就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一方面，可能他也确实担心“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但一个伟大的慈善事业家，其实是有着更为崇高的道德冲动与现实关怀的。因此卡耐基表白，如果财富使得原本是兄弟的富人与穷人成为仇雠，那将引发社会的悲剧，富人们也将因此被钉在生命的耻辱柱上。

　　如此，便不难理解身为媒体帝国———美国三角出版公司———总裁的沃尔特·休伯特·安嫩伯格（已于去年10月1日过世）立嘱捐赠财产后解释说，他的家人已经生活得很好了，而“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当然也没有必要将美国的慈善富翁们向“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上拉，但他们的逻辑与行为，体现出他们的政治倾向。

　　这批得益于自由经济与个人才华的“精英人物”，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主人翁”，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贫穷与贫富差距给社会带来的 
 
危害。如何才能既维系这样的社会秩序与政治原则，同时又能避免危害呢？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渐进改良。

　　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的个人捐赠与基金会，绝大部分都是以医疗、教育、扶贫为着眼点的。而这，也是发财致富了的富豪们所能身体力行的渐进改良了。

　　西方的“市民社会”传统与精神，使得个人怀疑政府，也排斥政府，更重视自己对于社会的价值与责任。因此，后半生散财，同前半生聚财一样，已经成为美国富人们同样倾心追求的事业，而社会意义更彰。

　　这或许就是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富裕的良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