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宏观经济中的突出矛盾，提出了要把 “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明确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是外围经济迅速放缓。2月9日结束的七国财长会议声明以少见的直白语言明确警告，“全球经济仍会进一步滑落，市场将持续动荡”。其次，国内经济遭到了南方部分省区大面积极端天气灾害的冲击。由于交通运输的临时中断，部分物资供应短缺，在短期内较大地冲击了物价走势，提高了消费者的通胀预期。第三，国际原材料及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全球的通胀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另外，在国内，随着新劳动法的实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保要求的提高，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在不断积累，而能源及部分原材料价格尚未理顺，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令人忧虑的是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1月份货币供应量与本外币贷款余额都出现了大幅反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信贷的膨胀对通胀的中长期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南方灾区的灾后重建、地方政府换届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迫切需求、商业银行持续的放款冲动、对外围经济放缓负面影响的忧虑加深，导致国内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了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特别是信贷的呼声。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在保增长与扼通胀之间作出政策优先次序的重新选择。
不管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衰退，很有可能其经济不景气将仅局限于2008年。它对中国经济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会过于严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会受到外围因素的颠覆性影响。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仍是强劲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意愿仍是强烈的，即使国内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放缓至10％左右或略低，也是中国当前就业形势能够承受的。而这样的调整，正可以减轻煤、电、油、运和环保的压力，可以防止经济过热，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面对美元的持续贬值、美元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我们不能自乱阵脚，我们如果能够吸取其中的教训并正确应对，对于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金融市场的健康成长将十分有利。索罗斯在去年11月6日出席纽约大学的一个讲座时就说，“中国目前正处于极好的转型期，中国将成为经济上的绝对赢家，但在十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经历一次金融危机。”索罗斯的观点是否正确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我们确实应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前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抓住目前的机遇，加快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继续坚定不移地扼制通货膨胀。不能因短期的压力影响到中长期的政策基调，更不能为了迁就局部利益的压力，放松对通货膨胀的治理。
美国目前大幅度放松货币政策，在预防经济衰退的同时，显然已埋下了通胀的隐患。美国目前也已出现负利率，可以预期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国的通胀将抬头（2007年美国的CPI已达4.1％），下一轮的资产泡沫迟早会重现。若美国的经济恢复增长、通胀明显上升，中国治理通胀的难度必将增加。一旦中国的通胀形势持续恶化，索罗斯所说的金融危机就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
因此，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结构性矛盾及突发事件的冲击，我们应更多地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分类指导，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加快社会政策（如推广低保、廉租房政策，推广新型合作医疗，推进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以确保经济在一定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并促进社会和谐，但用于控制总需求的治理通胀的中长期货币政策不应出现方向上的摇摆。因货币政策摇摆而使调控效果事倍功半的教训是深刻的。萨缪尔逊曾说过，“我们有，并只有一个现存的例子，就是历史”，通胀压力当前，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定不移地把治理通胀作为政策目标的优先考虑。否则，国内的经济、社会及金融市场均承受不起恶性通货膨胀之重。摘自《上海证券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