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红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现在要积极研究怎样推进税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怎样在具体的工作中创造条件来分步实施，特别是要进行量化的研究和调查。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税制改革的推进顺序，我认为要看哪方面的矛盾最尖锐、最迫切，看主要矛盾在哪里。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来勾画，改革的进程起码要延续本世纪前二十年。

    孙钢：财政部科研所税收政策研究室主任

    中国税制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不是在入世之初，而是在加入WTO并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应该充分利用WTO规则所给予的过渡期的时机，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的各项方案，适时推出。

    完善税制和税收体改

    要完成企业改革，需要各方面政策措施的配套，其中，税制的改革、调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困难，除了国家相关政策的保证外，需要税收进一步发挥它的收入调节作用，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记者：当前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背景和动因是什么？

    倪红日：改革开放以来进行过两次大的税制改革。第一次是1983-1984年的“利改税”，它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是对政府和企业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第二次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是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各类企业的税制基本统一起来，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是这次改革留了一些尾巴，不是很彻底。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没有统一，内外资企业在税负水平、优惠政策上存有差异；生产性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增值税也没有全部覆盖取代营业税，在金融、保险、交通、建筑、安装等服务行业领域还没有推行增值税。所以这次改革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新一轮的改革是在前两次改革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税制和完成税收体制方面的改革。打一个形象的比喻：第一次改革是打地基，第二次改革是建立框架，第三次则是在框架的基础上逐步去盖成一幢完整的大楼。

    孙钢：除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外，我认为它还是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下一步的改革有两方面需要继续关注。

    首先是企业改革。尽管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国有企业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一些未进入重组、被剥离剩下的企业机构和职工，以及一些重组不成功的企业，仍面临着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一些遗留问题也仍然困扰着政府各部门。要完成企业改革，需要各方面政策措施的配套，其中，税制的改革、调整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无法回避的。

    其次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建立广泛而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基本上是分兵作战，因此未能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保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要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困难，除了国家相关政策的保证外，也需要税收进一步发挥它的收入调节作用，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由富人不纳税所引发的事件，也暴露出我国税制所存在的漏洞，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修补。

    另外有一点就是，改革周期也表明是进行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历史情况表明，我国的大规模税制改革存在一个时间周期，我国的几次重大税制改革实践，表明我国的突破性税制改革的周期大致为10年左右，如我国在1953年进行税制修正后，又分别在1963年、1973年、1983-1984年和1994年进行过重大的税制改革或调整，周期都是10年左右。这也许是一种巧合。按照这一规律，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应该在2004年前后展开。当然，社会实践并不会严格按照理论判断来进行，时间周期即使存在，错前错后也是很正常的。我个人只是想说明，中国的进步和变化之快是世界上少有的，10年的时间已使中国今非昔比，各方面的情况都变了，税制也必须对此进行相应的调整或改革。

    不是简单的“减负”

    总体目标可以概括为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优化结构、提高效率。通过调整税制结构和一些税种的改革，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加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及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来减轻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实现公平税负，提高经济的整体发展能力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记者：新一轮税改的总体目标是什么？能否以“减负”二字来概括？

    高培勇：总体目标可以概括为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它是在总体税收负担基本不变的原则下，减轻企业负担。通过调整税制结构和一些税种的改革，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增加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及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来减轻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实现公平税负，提高经济的整体发展能力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如调高起征点，减少级次等，减轻大部分纳税人的税负；同时在税费改革和农业税改革的基础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

    倪红日：“减负”的说法比较片面。我们不否认税改会促成减负，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减负”。就增值税转型而言，因为扣除项目增多，肯定会对企业有“减负”的作用。按照拟议的改革方案，如果维持现行税率不变，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在改革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当然现在也还有一种方案是将增值税税率由17%提高到23%，即减小税基、提高税率。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不排除税率会发生变化；就企业所得税也还很难说统一后的税率会是多少，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按照“减税率、低税制、宽税基、严征管”的目标，放宽税基从宏观层面上讲很难简单地说就是“减负”，它要维持起码的政府收入。

    八项改革分步实施

    新一轮税制改革步骤可分为四个阶段：增值税转型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统一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改革，彻底废止旧农业税；开征社会保障税和燃油税；开征遗产税。

    记者：新一轮税制改革会采取怎样的实施步骤？

    倪红日：和前两次改革一揽子推出的特点不同，这次改革的特点是分步实施，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推出各项改革措施。根据《决定》，它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全部完成可能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一是统一各种类型的税收制度，有利于公平税赋，主要指尚未的统一所得税制，当然也包括一些小的税种如车船使用税的统一。因为中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不统一，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二是完善增值税制度，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在税前抵扣；三是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渐推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计征方式，起到对高收入者进行调节的作用；四是完善消费税；五是在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物业税，它是一个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和配合个人所得税的税种；六是城乡税制的统一；七是改革和完善出口退税机制；

    八是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

    孙钢：这八项改革不会同时展开，而是在5-10年期间分步实施。也不会完全按照上述顺序推行，而是哪一项改革的条件成熟了就推出哪一项改革，有的如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已经改了，有的即将推出，有的则还要过若干年，关键要看客观条件是否成熟。

    高培勇：现在的形势是，我们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就是在等时间，因为有一个配套的问题。至于改革的推进顺序，我认为要看哪方面的矛盾最尖锐、最迫切，看主要矛盾在哪里。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来勾画，改革的进程起码要推进到本世纪的前二十年。

    根据当前具备的条件和税改的轻重缓急程度，我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步骤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第二阶段的改革有三个内容：一是统一企业所得税，实现各种所有制的统一和实施法人所得税；二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会采取先分类、后综合，先扣缴、后申报，先城镇、后农村的步骤；三是彻底废止旧农业税，将农村税制安排纳入全国统一税收体系。第三个阶段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和燃油税，这个阶段也是采取先城镇、后农村的步骤。第四个阶段是开征遗产税。步骤是先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后开征税收。总体上，新一轮的税改会采取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的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将上述改革方案放在一个统一的盘子里，统一筹划，逐步推进。

    三方面的约束

    新一轮税制改革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即税收收入变动的约束、利益结构的约束、政府职能界定的约束。它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推进，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