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官员要有“新思维”

　　《国际先驱导报》问：您批评“香港政府的推动力不足”以及内地省市部门“保护主义”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梁振英答：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专业服务。我希望两地政府官员打破旧思维，在推动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市场方面，“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些”。

　　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些情况，令人心酸。那是北京奥运投标，别国的专业团体代表，是由大使馆商务参赞带着去拜访内地有关单位的，以显示政府对专业人士的尊重和支持。但香港特区政府不会带业界人士一起出访，他们好像很忌讳这样做。在外国也经常看到，如果美国总统知道中国要购买波音飞机，他便会和有关公司高层一起推动，丝毫没有忌讳。但特区政府没有这个传统和文化，至今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改进的地方。处理得好，对香港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ＣＥＰ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但并不一定水到渠成。ＣＥＰＡ是在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独立关税区之间实行的，两地的法治也有很大差别，政府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现时内地不少专业事务所与政府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地政府仍有一种保护思维。比如要求香港估价师须在内地注册后，具一定经验才可开设估价师事务所。但香港估价师在未注册前，根本不能在内地独自执业，也就无法积累经验，这岂非令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在内地开设事务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特区政府出面协调才能解决。

　　内地需要香港专业人才

　　问：您曾说过，内地和香港的合作，是内地市场开放后应对外国竞争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组建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和专业力量的唯一办法。为什么？

　　答：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内地的一些产业和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内地金融业是开放得最迟的行业之一，而外国的金融企业往往是全球效率最高、管理最好、竞争力最强的企业。

　　外国的金融市场，都是在本国的金融业有了主导性的竞争力之后才开放的。内地金融业开放后，是否仍以本身的金融机构为主？如果不是，总体竞争力会是怎样的局面？

　　其次是专业服务。我所说的专业服务，是在香港和国际上习惯指的法律、会计、工程和金融等行业，在香港共有十几个，有专业资格的达５万多人。

　　我曾应邀到东北农业大省进行交流，当地官员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国家加入ＷＴＯ了，我们出口粮食，但美国人经常指责我们违反ＷＴＯ，于是我们需要聘请一些懂得ＷＴＯ条款的律师来处理。但是，在本地懂英文的律师就不多，懂ＷＴＯ条款的更是绝无仅有。这令我们十分担忧，难道我们和美国发生贸易纠纷时，要到美国聘请美国律师来帮我们打官司吗？”类似的问题，别的专业领域也存在。

　　面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内地与香港专业人士携手，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专业团队，利用香港专业人士百多年来在市场化、社会化的环境下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结合内地的专业技术，才有可能与外国的庞大事务所竞争。否则，我相信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间，整个内地的专业服务市场会被外国人全部垄断，到时香港专业界也只能俯仰由人。

　　“套话”其中有深意

　　问：在香港特区行政会议中，您是唯一的连做两届的成员。在过去８年中，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答：过去８年最大的感受，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成功落实。这话如今听起来似乎是句套话，但这个过程确实给人以很多启发。

　　１９８８年作基本法咨询的时候，我当秘书长，到各区听大家的意见。在九龙公共屋村，有人向我提出：“梁先生，不用多讲，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到楼下买早餐，用什么钱？”一些老人家对我说：“年轻人，你没见过，每次政权的转移，不管是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大陆，还是日本统治香港之后，都要换钞票的。港币如何流通？”我说，原有的银行可以继续发钞，他们说：“汇丰已经把注册地从香港迁到伦敦了。渣打是英国注册的银行，是谁去发钞？”我说，“中国银行不是也可以发吗？”很多人就说，“要是中国银行发钞的话，只能以一个打了折的价值在市面上流通。”

　　当时一位西方著名的经济学者，在从广州到香港的列车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敢说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有两种制度，但我可以肯定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种货币，１９９７年后港币必然会被人民币取代。”这种预测当时对香港人冲击很大。不仅如此，香港的专业人士还忧虑是否能够维持原有的一套专业制度，内地的工程师、医生等会不会大批来香港执业，影响他们的饭碗？孩子在香港的大学念法律，出来后是不是能当律师？香港是不是还沿用普通法？

　　回归８年来，香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冲击，如亚洲金融风波，以及非典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等，我们开行政会议做有关应对决定时，感到难度都很大，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回归过程中经历的困难大。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护照、钞票和学历是否被认可了，很多移民出去的人又纷纷回来了。（１６１）■

　　梁振英小档案：

　　１９５４年８月生于香港

　　１９７４年获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测量系高级文凭

　　１９７７年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获测量及物业管理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９７年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２００２年７月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１９９９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