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据似乎印证了此前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忧，长三角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内忧外患”。从内部来看，产业结构的趋同造成不必要的同质竞争。近年来，江浙沪三地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培育高科技产业方面竟争日益激烈；从外部来看，由于区域内部竞争激烈，各个城市都希望在规模化竞争中占据优势，有些项目的盲目性客观上导致近年来煤炭、电力、石油等资源出现供给紧张的局面，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显现的效应，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紧缩，长三角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幅滑坡。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影响长三角经济增幅的因素除了产业结构趋同以外，大多是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产生的。尤其是信贷、资源、能源方面，对国家的政策变化十分敏感；在国际方面，随着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一度受阻的出口将会重现生机，同时进口也会随之复苏。

　　另外，看待经济数据切忌“以偏概全”。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放缓以外，其他两台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消费和出口并未出现明显的收缩迹象。在消费方面，1-3季度长三角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71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5个百分点。零售额高速增长表明消费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度明显增强。国家最近一直在倡导拉动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长三角内需扩大无论是对该区域，还是全国来说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

　　在出口方面，1-3季度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呈现出口增长快于进口的特点，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3665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其中出口累计达到2010亿美元，增长35.9%，实现贸易顺差355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虽然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但长三角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根基并未受到动摇，整个产业群体还是具有相当生命力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毕竟工业产出和经济增幅出现“双瓶颈”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也应把目前面临的困难视作一次改革的机遇。事实上，长三角地区的政府也早已关注到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趋同与无谓竞争上。毕竟哪个区域该做哪个产业，是由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决定的，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应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规划。产业集群规模一旦突破该区域的可承受的容量，必然会带来资源的紧张和竞争的加剧，从而导致集群产生的规模优势消失。长三角内的城市应该看到这一客观的经济规律，政府可以起到的作用是依据这一规律办事，提前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改变自身的产业结构。与其同质竞争，不如大家分工合作，上海作为龙头，应着力发展物流、金融、高科技等服务业和尖端产业，为其他城市提供辐射；而其他城市则应加强产业分工，为上海提供产业支持。

　　此外，增强民众对经济增长的认同度，提高幸福指数，也是政府应当关注的要点。这其中提高就业水平应该是关键问题，毕竟没有就业，居民收入水平无法提高，生活水平也无法改善。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着眼点应该是经济增长的健康度和贡献度，包括减少房地产泡沫、在不放松引进外资的同时发展本地民营经济都是良策。(东方早报  　　特约评论员 陆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