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说，旧型工业化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时到如今，长期的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府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财税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遗产”，使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增长模式。他批评说，旧型工业化有七大弊端：

　　扬短避长，浪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我国ＧＤＰ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中国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增加就业难度。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

　　抑制服务业发展。由于对服务业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够，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近年来不升反降。

　　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美德法等国ＧＤＰ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国内最终需求不足；在长期会隐含金融风险。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吴敬琏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应该通过三条路径增长模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学技术进步，要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加快服务业发展，政府要鼓励和帮助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发展现代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通过信息服务提高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