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说，王立山在担任中国邮电器材北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几年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1997年12月到1998年12月，采取虚假平账等手段，与女儿王红宇一起将公司公款人民币200万元据为己有；1998年6月至2000年6月，又采取收货不入账、低价开具发票、迟开发票等虚假手段，擅自将公司诺基亚手机2292部(物品价值人民币561万余元)据为己有并侵吞公司公款176万余元；2000年8月，父女俩又一起挪用中国邮电器材北京公司公款1274.2万元，交给王红宇经营的烟台开发区星华通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使用。

　　“能人”王立山

　　现年65岁的王立山，大学学历，1995年起担任中国邮电器材北京公司(下称“北京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任总经理。正是这位一手把北京公司做成国内最大通信终端产品销售公司的原总经理，却晚节不保，在耳顺之年落入囹囤。其女儿王红宇被捕前只有36岁，是山东烟台开发区新宇实业公司、烟台开发区祥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中国邮电器材北京公司成立于建国之初，从建国伊始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既行使管理职能，也从事邮电物资的供应。对邮电系统内的企业单位所需统配部管物资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供应和管理；对所辖地区的社会各单位供应邮电设备、零配件；对国家所需的战略性通信器材进行储备。作为邮电物资行业的骨干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司承接了全国4GC微波干线工程、全国光缆基础建设工程、全国七号信令网工程、全国邮政综合网工程、全国智能网工程等近500个工程物资供应，为国家的通信建设作出了贡献。1985年，代表我国首次从国外引进寻呼机设备及终端产品，成为中国寻呼业的先驱。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公司的物资分配权被取消了。到1995年王立山接手时，发现公司亏损近亿元，为扭转企业亏损局面，王立山可谓费尽心思，把经营重点定位在无线产品手机、寻呼机上，还制定了大量严格的规章制度。

　　经过努力，北京公司的经营业务开始好转。公司拥有进出口权，是摩托罗拉、诺基亚手机品牌的主要代理，被爱立信、摩托罗拉、NEC、西门子、飞利浦等公司认证为手机维修中心；被摩托罗拉、NEC公司认证为寻呼机保修中心。1998年王立山也由副总经理被提升为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

　　贪欲膨胀拉女儿下水

　　就在权力膨胀的同时，贪欲也开始滋生。

　　北京公司主要做移 动通讯业务，其中一项主要业务是代理国际品牌手机在中国的销售，他们从摩托罗拉、爱立信、阿尔卡特手机公司直接进货，然后再卖给其他分销点。因手机市场价格变化快，往往进货不久就开始降价，销量也不佳。为了补偿他们的损失，从1997年12月起到1998年12月，阿尔卡特手机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备忘录，送给北京公司4957部手机作为市场亏损补偿。身为总经理的王立山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对这批手机做了手脚，指示仓库保管员才学敏(也是王立山的亲戚)从中为自己抽出1020部手机，同时将一张已经填好的发票交给才学敏，然后称这批手机是200万元从烟台的新宇公司买进。为填平账面，才学敏将1020部手机做成客户退货的单子，以货未入库为由，用“红票”冲账，然后从公司提出200万元汇到烟台其女儿王红宇的新宇公司。

　　之后，王立山指使王红宇开具了两张10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作为供货方由其经营的新宇公司把他打来的“购机款”当天汇往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事实上4957部手机一直放在北京公司仓库里。而通过倒腾账目，王立山轻而易举地将已经入库的补偿手机变成了从新宇公司新购进的手机，致使国有资产流失200万元。

　　检察院还指控，1998年6月至2000年6月，王立山又采取收货不入账、低价开具发票、迟开发票等手段，擅自将公司诺基亚手机2292部(物品价值人民币561万余元)据为己有，并侵吞公款176万余元；2000年8月，挪用邮电器材北京公司公款1274.2万元，交给女儿王红宇经营的公司使用。

　　在首次开庭审理时，检察官拖着三个行李箱近90本卷宗来支持公诉。在法庭质证阶段，检察官提交了一份邮电器材总公司送上的王立山“贡献书”。“贡献书”提到，王立山自1998年到2000年任公司总经理期间为企业作出了贡献，希望法院在量刑上有所考虑。据了解，邮电器材北京公司1995年销售手机1.9万部，2001年销售数量达到232万部，占全国新增移 动手机用户的5%，占邮电器材集团公司系统手机销量的19%。但功终难抵过。依合同进货、款到发货等规定，本是王立山制定的规章，然而王立山却根本没有履行。“只有我签字才能出库”，王立山正是利用自己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实施犯罪的。王立山交代说，他之所以将发票都开具给女儿的公司，就是便于操纵。案发后，北京公司总结教训，立即对进货、销货、网络、客户管理、财务应收应付及折扣折让等各渠道加强了管理。

　　由于此案涉及大量账目，检察机关作了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庭审中，王立山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但是却否认贪污公款，而是口口声声称是把钱用于填补公司的呆死账和给员工发奖金。检察机关以充足的证据证实，王立山在女儿开具发票当天，便将这200万元发票直接汇往中国邮电器材总公司兑现，根本没有汇到北京公司账上。面对如此铁证，王立山回答更多的是“记不清了”。

　　庭审中，这位头发花白、个子不高的父亲多次抢话，试图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我女儿什么都不知道，我让她汇发票她就汇了。”王立山因为抢话多次被审判长警告。此时舐犊之情已难以救下同案的女儿。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