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近年来在学界和业界上下奔走，参与了数次重大议题的争论，怎么也算一位经济学界的“要人”了。但是，为什么在同行间他总是少有支持？与郎咸平的“孤独”相比，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经济界“要人”不一样的生存状态。

　　本月初，曾被中国证监会聘为首席顾问的梁定邦先生，因其持股的环球数码公司在香港创业板股价暴跌，在一夜间损失了6100万港元，一时间成为媒体关注热点。梁先生去年和三弟梁定雄及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张万能博士共同创业，准备打造“一个数码传媒的亚洲梦工厂”。作为香港资深大律师和美国执业律师，梁先生在证券业是权威人物。他给证监会做顾问，名义上只收1元人民币，但收获的品牌的无形价值却是巨大的。有媒体评论说，梁氏兄弟真正是“做生意”的高手，股市起伏并不能掩盖其产业雄心和独到的“经营才能”。

　　同样注重个人“品牌”营销的经济界“要人”，还有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她前阵子来中国，为中国经济说了不少好话，感觉一点都不像中国入世谈判时最难缠的对手，反而更像是“中国人民最友好的朋友”。

　　一些中国家具企业和美国人打反倾销官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就是“巴女士”。巴尔舍夫斯基对此毫不避讳：“我能告诉他们(指中国家具商)，靠自己的力量在美国复杂的行政和司法体制里摸索，简直难如登天，他们需要中肯的建议。”

　　当然，“巴女士”绝不会免费向中国家具企业提供法律支持。巴尔舍夫斯基友好的表情下，不能排除有“开展业务”的考虑。

　　最善于“经营”的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算是其中之一。他也时不时来中国一趟，对中国经济好话说尽。最近，有媒体对“世界经理人资讯公司”做的中国知名品牌公司排行榜有所质疑。据称这家1999年成立于美国纽约的资讯公司，就是由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担任主席，而其客户多是排名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欧元之父”蒙代尔这样评价中国咨询市场，“中国在1000万元规模以上的企业有50万家，其中上市公司就有1000多家，而管理咨询的渗透率还不到5%。”因此，他非常看好该产业的成长空间。据称，他的公司在中国的收费额在10万～100万美元之间。

　　蒙代尔把这种经济学家拥有私人公司的现象，称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非常动听。可是，当他一边在中国开公司挣大钱，一边又对中国经济形势发出宏论的时候，人们怎么分辨其言论的倾向性和真实性？

　　郎咸平教授说自己受到了“威胁”，他誓死捍卫一个学者进行“独立研究”的权利。但他在经济学界却有个不雅的称号：一只四处叮人的“牛虻”。在笔者看来，这只“牛虻”的价值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真是太稀缺了。在我们身边，看到的大多是衣着光鲜笑容可掬出入于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为知名或不知名的企业公司“小骂大帮忙”的经济界“要人”。

　　《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戴维.霍夫曼写了一本书叫《寡头》。他敏锐地发现，在俄罗斯那些短短十几年中就聚集了亿万财富、并且迅速把控了巨大权力的“大亨”身边，往往也围绕着很多经济学界知名人物。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利益共享的群体。

　　郎咸平教授的遗憾，隐匿着另一种潜在的危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这样的“利益共同体”以及他们遵循的“潜规则”，会把社会和大众引向何方？

　　鉴于这种担忧，郎咸平对大企业和大公司有些偏执的进攻性，反而令人敬佩了。据称他正在研究的还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南京斯威特、复兴集团等知名企业。“郎监管”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一些人听到这消息后要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