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郎顾斗法折射了什么

　　眼下，郎顾斗法的公案正越闹越大。就在郎咸平发出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的感叹后，一北一南的两位经济学家果然回应了他。不过，不是郎咸平所要寻求的公开支持，而是对他的公开指摘。看来，郎顾斗法公案有可能要挑起经济学界的一场口水战了。

　　客观地说，郎咸平对明星企业的炮轰，有些用词的确是情绪化了。另外，尽管他采用的是这些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并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但正如一篇为顾辩护的文章所言，困难国企的改革之难，常常是局外人难以想像的，因此，郎提出的一些观点，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但抛开这些枝节不谈，我认为，郎顾斗法公案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去反思。

　　首先是在当前国有经济从一些投资领域中有序退出的改革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种种迹象显示，新一轮合法的，由转制而来的国有资产流失高潮已经开始。由于中国目前不具备发达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因此，在MBO热中，当年俄罗斯出现的国资抛售风潮所带来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俄在开始私有化后，通过MBO，其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企，只卖了72亿美元。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从而出现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在郎咸平看来，无论是格林柯尔的七板斧，还是海尔的曲线MBO，或者是TCL的分拆上市，都有侵吞国家财产的嫌疑。

　　造成国有资产合法流失的原因，郎咸平认为，并不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所有者缺位，而在于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国有资本的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是国有资产的保姆，但现在的问题是，保姆利用法律的缺陷，自己制定价格，将国家财产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财富。

　　对于郎咸平上述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看法，你尽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不能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总有这样一些公司，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手段，玩着看似与我们无关，实则直接或间接地损害着我们利益的财富游戏。因此，这起郎顾斗法公案至少使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凸现了当前中国改革的一个难题，即社会不公。也就是说，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多。比如，在MBO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是企业的经理们，而受损害最大的是企业的职工以及二级市场的中小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权力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有较大影响，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特别是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也会严重起来。

　　对于社会不公，经济学家有责任指出来，并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正这种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的错位现象。为此，就需要一种力量，来监督和制衡强势的资本和经理层。目前我们充分意识到了对权力必须进行监督，但对资本，因为其表现的曲折和隐晦，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问题在于，在企业的改制和改革中，谁来监督和制约资本和经理层?我认为，主要是媒体尤其是经济学家。这既是由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所决定的，更在于经济学家具有专业知识，能够洞察资本的复杂运作过程。比如郎咸平，他有能力透过格林柯尔一系列人为复杂化的资本运作，拆解出清晰的线索。而一般普通百姓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即使有心来监督，也无法做到。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作为群体的经济学家，分化为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你可以为资本说话，他也可以为劳工呐喊，只要每个人都本着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违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良心，就没有所谓人格的高低之分。可是，作为一支监督和制衡的力量，仅靠经济学家的良心是不够的，社会还必须要建立一种机制，来保护经济学家对资本和经理层的监督，不会因担心出现各种问题而顾虑重重或遭受打击。

　　现实的问题是两方面都缺。从经济学家这一面来看，正如去世不久的杨小凯所说：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从社会的保护机制这一面来看，少数学者对资本和经理层的监督，都惹上了这样或那样的麻烦。

　　所以，经济学界对郎咸平表现出的集体沉默，实际上暴露出了社会制衡力量和保护监督的机制的缺席，从这个角度看这起郎顾斗法公案，将会更有意义。

　　陈建军：股市需要流氓教授

　　对于自己被人喊作流氓教授，郎咸平一点也不怕。在从公布格林柯尔收购真相的那一刻起，郎咸平说他甚至就已经做好了迎接各种手段的心理准备。但决定通过司法手段来解决与郎咸平的纷争，也表明顾雏军肯定不是市场上混混的小流氓。通过最高层次的手段来解决彼此的纷争，相信格林柯尔的收购真相由此能够部分的大白天下。

　　在郎咸平是否构成对顾雏军的侵权有个明确结果之前，大众传媒惊人的一致认为流氓教授在此事件上肯定不是流氓。社会舆论如此的高度整齐划一，自然是因为流氓教授的前科实在称得上是可圈可点。

　　新疆德隆是郎咸平前一个重点攻击的对象。而就在新疆德隆全面垮塌的时候，当初对郎咸平指责的反击言犹在耳。到底是郎咸平一语成谶的杀伤力结果，还是新疆德隆自身百孔千疮埋藏下的祸端，随着三架马车的先后崩盘而家喻户晓了。

　　其实，在大众尚被蒙在鼓里的时候，率先对流氓教授进行指责发难，几乎就是问题上市公司的惯例。当年，刘姝威教授用600字揭开蓝田股份真相之后，遭受的诘难就历历在目。不但蓝田股份当时的董事长闯到刘姝威的办公室指着她的鼻子骂，而且当地的法院竟然能够以蓝田股份通过违法途径获得的内参作为立案的依据。如果不是刘姝威，一亩水面年产出能达到3万，一只野鸭能换一台彩电，只见广告不见产品的野藕汁销量5亿，把主营收入18亿而应收账款只有800万解释为现金交易，蓝田股份极其明显的骗局还不知上演到什么时候呢。

　　学者要成为股市中的流氓教授，没有超人的勇气是断断不行的。在上证综指2001年创出历史最高点的时候，吴敬琏教授的零和游戏论断不可谓不惊世骇俗。因为就在吴敬琏提醒需要解决股市一系列重大问题才能健康发展的时候，主流的观点说直奔5000点的大牛市才刚刚开始。在资本市场陷入现在如此危局的情况下，当初对吴敬琏大加发难的正宗教授们不知做何感想。

　　从前述几位值得尊敬的教授的遭遇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本色在于敢言他人不敢言。无论是刘姝威教授对蓝田股份的揭露，还是吴敬琏教授对股市状况的精辟论断，都是力排众议的格格不入。而现状表明，像郎咸平、刘姝威、吴敬琏这样的教授实在是少之又少，那些即使对事实真相已经洞察入微的教授们还是缺少做《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的勇气。正是因为这样，郎咸平才会有这样的感叹：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王孝忠：郎教授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作为不了解内情的局外人，对于郎顾斗法的是是非非笔者无意置喙，不过，以郎教授的学术底蕴和治学态度，特别是纵观其对经济领域众多敏感问题的立场，舆论大多是站在郎咸平一边的。可以说，不管郎顾斗法的结果如何，只要能引起高层对国有资产保护机制的重新审视和相关严刑峻法的建立，郎教授此番呐喊功不可没。

　　郎教授素有郎监管的美誉，只要他一开口质疑，就会出现一些人听到消息后要开始发抖了的情况。可惜他只是个鹤立鸡群的孤胆英雄，有记者采访时问：在这次公开对峙中，您有何遗憾?郎教授回答说：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2004.08.18北京晨报)。内地学者的三缄其口是很不正常的，他们平时在媒体上的声音如夏日的蝉鸣响彻云天，可是在郎咸平炮轰资本盛宴时，我们却看不到同行的火力支援，是麻木不仁，还是事不关己?其实资本高手的猫腻就像皇帝的新装，许多经济学家不是看不出来，只是没人愿意站出来说穿而已。特别是一身兼数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学者，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策的既得利益者，难免会有患得患失。内地学者的噤声既是对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批判的缺席，也是对经济学家责任的逃避。从这一点来说，郎教授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当然，作为学术论证，郎教授的观点仅是一家之言，既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也受到过海尔、TCL等公司不无道理的正面回应，但他能以不让侵吞国资者得逞为出发点，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勇敢地捍卫国有资产，并把它作为我一生奋斗的目标，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胡飞雪：对着郎咸平摇摇头

　　郎咸平先生的发言，常常是真知灼见和奇谈怪论相杂互见，读他对顾雏军格林柯尔系资本运作的全解析，笔者不禁频频点头。但他对国有经济在从一些投资领域中退出中产生的问题所发出的质疑却让我连连摇头。

　　国资逐步逐出竞争性领域、民企参与国企重组，这是在总结古今中外公司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出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安排，郎先生对此的质疑是经不起推敲的。郎对顾虽有赞美之词，但他对顾资本运作的全解析，重点却在挑毛病上。他挑出的毛病是什么呢?是顾用9亿元撬动136亿元，因此认为顾占了国有资产饕餮盛宴的大便宜。如果是解二年级小学生的数学题，这样分析当然有道理，9亿与136亿确乎差距巨大，但如果是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交易，却未必说得通。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开始两国都是搞国有制，实行官营方式，但日本发现问题早，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当时日本政府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就把三菱出售了。这类事例在欧美的国有私营化过程也不鲜见。为什么要贱卖国企呢?因为找一个愿意对企业资产真正负责的人才是主要目的。中国上世纪50年代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搞急风暴雨的国有化，是打着学苏联的时髦旗号重犯历史的错误，实践证明，弊远大于利，教训沉重。现在的做法正是对以往做法的拨乱反正，是应该肯定的。

　　郎以顾用9亿元撬动136亿元，来推论顾占了国有资产的大便宜并不符合市场交易的原则和逻辑。白居易抨击太监拿一丈红绫就拉走卖炭翁的一车炭是正义的，因为太监是在搞强迫交易，违背了卖方的意愿，那么顾在一系列的收购兼并重组中有过强迫交易行为么?我们从郎的近万言的长文中看不到顾有强迫交易行为。至于说顾在成本费用上做账面数字游戏，那也并不违背商业道德和交易规则。在商业交易中，漫天要价与就地还钱都属正常现象，超市里的西瓜，既卖过2元1斤，也卖过1元2斤，只要没有强迫交易，没有强卖强买，那就都是公平交易。况且，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现实，现在我们评估出的国有资产的账面数字，其实也是人做出来的，谁也保证不了其中没有水份，顾不过是给挤一挤避免吃亏罢了。对企业并购中的交易价格，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平常心，至于其中有没有腐败行为，那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不过我以为即使有不公平交易，似乎也很难把板子打到顾的身上。

　　至于郎说顾用于收购国企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更是狼腿拉到了狗腿上，即使顾的钱是抢劫来的或贩毒走私蒙来的，也是不能得出改革方向有误的结论。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卖主曾问过顾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没有过硬的论据不要乱扯。众议苑

　　施国华：资本市场呼唤郎咸平精神

　　郎咸平注定是引人注目的，不是因为他作为教授的高深论著，而是他一再表现出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超凡的，足以震憾我们早已荒芜的思想与灵魂，这种力量也正是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所迫切呼唤的。郎咸平的超凡，在于他绝不怯懦、敢于负责。郎先生一直是以斗士形象出现的。在公开质疑格林柯尔之后，格林柯尔对他作出强硬回应，要求郎咸平撤销所发表的文章并发布更正，同时向顾先生道歉，否则，有权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面对强大的压力，郎先生表示威胁不可能赢得屈服，以强权践踏学术的做法不可容忍，即便采取非法律程序的行动，也无畏威胁。在回答记者如果对方采取低下手段或者那些企业联合起来反攻怎么办时，郎先生表示我已经48岁了，不怕、我会乐观其成，斗争到底！并表示我会完全负责到底。我敢讲就敢负责任。这种绝不怯懦、敢于负责的人格力量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徐惠芳：郎咸平是在帮助我们找漏洞

　　郎咸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迷信那些被媒体捧上天的所谓成功人士的光芒，而总是能够在那些光芒中，看出被人忽视的斑点。从表面上看，郎教授的矛头所向是顾雏军等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但我感到其重要意义还是在于提示着我们在国家的经济制度上可能存在着的漏洞。所以，我感到，郎教授现在正在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对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挑刺，倒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在找漏洞。因此，有关部门绝不应该把郎教授的挑刺行为，仅仅看作一个学者的学术行为，而更应该看作是对我们国家经济制度建设的参与。

　　何为：不应全盘否定MBO

　　客观地讲，作为一种制度创新，MBO对解决所有者缺位和产权虚置，从而明晰产权关系、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另一方面，MBO作为一种典型的自我交易，保证其公平性至关重要。实施MBO应该遵循信息公开、程序正当、实质公平三项原则。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从理论上讲属于全体人民，人民有自己的民意代表机关各级人大，那么应该由人大就MBO方案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专家与社会各方的意见，最终由人大投票予以批准，并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具体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肖琦：建立良好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从市场诞生的那一天起，资本的天性便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郎咸平自己也认为，格林柯尔是利用法制的不健全，合法侵吞国有资产。格林柯尔的交易行为一定程度上还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的，只是在交易手法上巧妙地利用了法律上的漏洞。学术精神值得尊敬，资本天性也需要正视。目前市场迫切需要的，除了完备的监管制度，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独立的司法体系，能够保证利益被非法侵害的投资者有反击的机会，还能保障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免于人身或财产上的威胁。良好的司法体系可以保障独立的学术精神，还能对资本的天性产生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