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概没有料到，就在格林柯尔的老板顾雏军正式对他提起公诉的第二天，曾经被他“炮轰”的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也进行了公开回应——他认为，郎咸平关于TCL的财务分析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质询是建立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

　　作为一位独立学者，一方面要艰苦地作学术研究，一方面还要顶住官司缠身的压力，他还能孤军奋战多久？

　　“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郎咸平曾对本报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但是，这一次，国内经济学界确实集体失语，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也彰显不力。

　　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学院派”；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第一类经济学家，独坐书斋，不愿介入此事；第二类经济学家，由于牵涉到特定商业集团的利益，也不愿开罪其中一方；至于第三类经济学家，既然服务于政府部门，也就应当谨言慎行，少开尊口。

　　在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缄默。所以，我们要敲打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呼唤他们的学术良知。

　　其实，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肩负着更崇高的社会使命。

　　如果他们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说谎话、不非法牟利而已，那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多数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敢于说真话的少数学者却无人赞同、无人喝彩，那又是怎样的悲哀？

　　郎咸平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敢于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包括前不久我们又痛失的一位——杨小凯。

　　现在，我们只希望这些独立学者们都能得到应有的宽容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