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不断升温，您对此看法如何？您认为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您预计中国今年全年经济走势如何？

       吴敬琏：我认为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总体过热，而这次过热主要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表现在能源、原材料供应和运力高度短缺，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上扬。中国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4%，广义货币供应量（M2）攀至19.6%。而今年一季度增势未减，经济增长达9.7%，固定资产投资骤然加速至43%。所以经济一定要降温，今年经济增长估计应在8%左右。

      但我并不主张采取强烈的紧缩政策，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过热的宏观经济宜于采取信号明显，动作谨慎，小步微调的做法。不过，动作大小与判断是否及时相互关联，见事太迟，往往被迫采取大动作。

      《环球》杂志：目前中央银行为抑制投资过热，几乎用遍了除却利率和汇率的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如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但看来均收效甚微。您是否认为加息应该并将成为央行下一步所采取的措施？

       吴敬琏：我个人认为加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仍需要观察。经济要慢慢降下来，虽然要刹车，但不等于要急刹车，要频繁微调。只要对宏观经济态势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处理与外汇政策配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相关问题有一定难度，但我国宏观经济当局完全有能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消除“过热”的状况，使经济恢复稳定。

     《环球》杂志：您认为加息是可以避免的吗？

       吴敬琏：这不一定，要观察。这不像算术公式，采取某种措施后，一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能否排除加息要看央行最近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目前存款虽然是负利率，但贷款还不是，如果贷款也变成负利率，那么利率非动不可。

      《环球》杂志：如果加息成为必然, 您认为应采取怎样的变动？

       吴敬琏：若只动存款利率的话，利差收窄，则会影响银行利润，以及消除不良贷款，对其不利；所以现在虽然存款利率为负，中央银行仍按兵不动，若贷款利率也为负时，两者一起调整，会好办得多。

    《环球》杂志：但调整利率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对吗？

       吴敬琏：是。比如现在美国利率没动，目前利率水平也比中国低，如果中国利率调高，会有很多热钱进来逐利，徒增人民币升值压力。

     《环球》杂志：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中国可能已经错过了经济软着陆的最佳时机，您对此怎么看？

       吴敬琏：我对宏观经济能否软着陆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从今年2月份起，中央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方面给予了央行更大的支持力度。在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下，中国经济有希望实现软着陆。

       但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因为虽然央行认为应该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是货币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但目前也有意见认为只需对局部过热的产业进行控制即可，如加强项目审批，向各地派出督察组等。这种并非宏观调控而是微观干预的措施，不但使调控成本很高，效率损失很大，而且会由于遇到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的抵制和反对而很难较快地收到预期效果。所以我虽谨慎乐观，但也认为仍存在不确定性，如能更多采用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则效果更好。>>我要发表评论

      《环球》杂志：但如果经济的确减速后，会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压力呢？

       吴敬琏：即使是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就业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目前投资着重于重化工业的发展，是资本密集型的，对创造就业岗位的帮助有限。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则大得多，故经济增速的降低和就业的减少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资源无法长期支持的经济增长对就业也无裨益。

      《环球》杂志：有经济学家认为10%的增长率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上限警戒线，您的看法如何？

       吴敬琏：在现有的投资效率情况下，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在8%～9%，超过9%势将导致过热。经济增长不外有两个来源，即投入资源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如果不是靠效率提高，而是靠投入增加来维持增长，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高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环球》杂志：经济过热将带来哪些危害呢？

      吴敬琏：危害是明显的。目前不仅中国原材料价格上涨迅速，国际市场价格也应声而起。对资源的耗费，甚至会危及到国家安全，比如中国石油资源有限，需求过度不免使中国受制于国外。另外也会导致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中国目前在建钢材的生产能力全部建成后将达到3.5亿吨，就算把全球的铁矿石都买来，也满足不了生产能力，而且又卖给谁呢？

      《环球》杂志：产生经济过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吴敬琏：投资效率太差。我不想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只想说一点。从“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这一指标来看，东亚地区投资率很高，但投资效率太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5年以后中国ICOR持续上升，最近几年达到5倍以上（即增加5元资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而发达国家仅需1～2元）。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产出用于投资，才能维系较高的经济增长。像这样高耗费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是很难长期实行的。

    《环球》杂志：那么解决之道在哪里？

       吴敬琏：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效率，如果不消除这种深层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即使花了相当代价取得了近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要不了多久，这些矛盾还会以更加激化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而提高效率的根本途径又在于推进改革。目前改革的重点应该在银行系统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政务公开，加强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