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官员问责制”成为人大代表议论的热点话题。在纷纷表达赞同的同时，代表们深入关注，由谁来保障“问责制”不流于形式，而真正成为实践中的一把“反腐利刃”?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闫傲霜说，事实上，目前，官员在一年中要签署很多个责任保证书,我们要深思,为何这样的制度也没有完全发挥限制错误决策和腐败行为的效力呢？北京市大兴区区委书记沈宝昌说，建立“问责制”的基础，首先必须要从源头上对政府的权利、职责进行充分约束和规定，让人人都清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减少责任真空地带。否则，那些“经过集体讨论”的政绩工程、腐败工程，即便后来被查出，最终也很难追究具体人的责任，腐败分子为此付出的成本过低。

　　他说，要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由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都要进行信息公开、专家论证，并特别要让人大进行充分审议，使官员“无权可用”；同时，要使问责的对象和主体分离，包括土地征用费这样巨额的财政预算，也要纳入人大的监督范围内，使官员“无钱可花”。闫傲霜非常欢迎《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她提出，“问责”的前提是要厘清行政责任，细化法律规定，使人人都在法律面前无处遁形。她担心，缺乏具体、科学和合理规范的“问责制”，有可能强化官员“求安求稳”的保守心态，不鼓励锐意进取大胆开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方工代表说，如果把“官员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其可操作性。要把官员的责任和义务进行详尽规定，程序要明确，并且对问责主体本身的监督也不能忽略。他说，反腐败除了加强党内监督外，还要强调舆论和群众监督的重要作用，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充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