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明确反对银行对借记卡收费的。银行列举的收费理由，不值一驳：正如消协所言，银行在办卡的时候已经放弃了权利，不能既溯以往；至于说到国际惯例，这是银行惯用的“把戏”，已有外资银行人士出来说话，否认了这所谓的“国际惯例”。至于“睡眠卡”的存在会占用银行资源，这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但问题在于，银行在发卡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恍然大悟”？

　　应该说，此次银行收费的时机是非常可疑的。农行3月18日发出公告，称7月1日以后开始收费。其他3家银行也纷纷跟进。这段时间，正是四大行努力准备上市的关键时刻。

　　对于四大行来说，过去主要是靠存贷差取得利润，其95％以上的利润是通过存贷差获得的。这使得它们普遍重视开拓存贷业务，而没有把银行卡服务等中间业务作为支柱业务来进行培养。随着利率一降再降，银行依靠存贷差获利的空间被不断压缩。四大行虽然在不断努力开拓新的服务项目，可新增加的服务项目是需要成本的。正是这种不断增加的服务成本压力，让四大行普遍感到不堪重负。

　　于是，四大行就有可能把眼光瞄在了过去免费发放的借记卡上。当然，这个原因是不能说的，于是我们就听到了另一种说法，“银行卡收费是一种改革”。显然，改革在这里似被银行当做了借口。

　　更深一层，这些年来，不仅是银行，垄断部门的改革似乎都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看到，无论是电力、城市供水、有线电视，还是教育和医疗等，只要一收费，就打着改革的旗号，或者说，将改革的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实在是败坏了改革的形象。

　　不过，垄断者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分化，中国的老百姓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媳妇”，在和各式各样垄断的博弈中，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也成熟起来了，尽管他们还不能在价格的制定上用手投票，然而，他们可以用脚投票。

　　此次中消协和广大储户“叫板”银行也许就是一个鲜明的证明：你可以收费，我就可以退出。

　　诉讼救不了消费者

　　湖南的刘大华律师近日把农行告上法庭，法院已立案并宣布择日开庭。刘律师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农行返还已经划扣的10元钱，并支付800元误工费。从诉讼的理由来看，农行的行为属于“擅自划扣”，并且“拒绝开具收款凭据”。

　　据刘大华自己测算：农行发卡已超过1亿张，工农中建各行发卡量在3亿到4亿张。如果都收费，涉及金额将达30亿到40亿元，并且这只是“保守的估计”。由此就不能不让人对刘大华律师的诉讼效果提出质疑，即便打赢这场官司，对于银行而言究竟有多大损失？对于消费者而言又有几多利益？

　　从银行方面看，农行每年至少可以从借记卡收费中获利10亿元。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如果刘大华打赢官司并且得到全额赔偿，银行也只需要付出810元钱，而这区区810元钱仅相当于农行借记卡年费收入的0.000081％。

　　从消费者方面来看，由于缺乏相关的集团诉讼体制，刘大华本人固然有望得到一定赔偿，但其他持有借记卡的消费者却不会因为刘大华（如果）胜诉而同样获得赔偿。在大多数消费者因为怕麻烦而宁可退卡也不愿打官司的前提下，银行从业者尽可以从容备战并且积极应战，与少数消费者的官司无论是赢是输，对于银行的总体赢利而言都无足轻重。

　　或许也正是在这样心态驱使下，江苏移动和江苏联通从今年5月1日起也打算开始对老客户收取每月5元的来电显示功能费，而此举将为移动和联通每年增加两个亿的收入。

　　垄断企业从来就不怕消费者的个人诉讼，农行如此，移动和联通亦然。期望通过消费者的个人诉讼来挽救消费者的群体利益不过是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