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0岁的李东生第一次访问飞利浦，他听完情况介绍之后整个头都发蒙，心想这个企业高不可攀，我们永远也超不过它。

　　2004年6月，TCL全球招聘大会现场。李东生率领旗下十位高层集体亮相，放言TCL将向全球招聘2200名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以打造一支“国际化部队”。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两笔大交易：和法国汤姆逊合组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收购跨国电信巨头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部门。

　　今天的李东生俨然已经站到了峰巅。他是产业界的英雄，TCL和汤姆逊合资公司的成立仪式甚至请动了正在欧盟访问的总理温家宝；他是媒体的宠儿，同低调神秘的海尔总裁张瑞敏相比，他一直健谈开放，并且不断制造着新闻; 他是国企改制的旗手，通过集团上市的“阿波罗计划”，而今他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他的亿万身家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

　　李东生自己很明白，他仅仅是站在一个小小的山头。过去10年TCL连续保持了50％的年增长速度，品牌价值达到267.12亿元，以382亿元的年营收名列国内电子信息业百强第三位。但李东生有理由认为TCL进步得还不够快。1971年诞生的三星电子，现在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496亿美元，利润接近60亿美元。比10年后诞生的TCL，整整大了10倍还不止。李东生念兹在兹的目标是：“创建世界级的企业”。

　　当海尔、联想小心翼翼在海外树立品牌形象、一步步打开市场缺口的时候，TCL选择了通过合纵连横进行快速扩张和布局。这条道路上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但更多的是白骨累累。而李东生的哲学是“企业大不一定强，但是，不大一定不强。”

　　李东生一直在做一个困难的选择: 要高速成长还是稳健经营。“就像打仗一样，你把兵力都集中到了第一线，后方必然空虚。如果防线出现一个漏洞的话，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但是，李东生还要算一笔账。如果不快速成长起来，达到一个目标要付的代价两三年以后很可能是现在的几倍。“未来10年，中国有可能出现世界级的企业，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再追就很难了”。

　　他的意志坚定，可以不顾资本市场的非议，在集团整体上市刚刚完成，又要把最赚钱的手机业务分拆到香港上市。他不在乎 “圈钱”的指责，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TCL整体做大。TCL整体上市、TCL移 动上市都是为了将TCL做大。TCL去年用80亿元的权益做了393亿元的销售。但是，相对于索尼、飞利浦、三星这些巨头，TCL显得小。“为了做大企业，TCL今后可能还有这样的‘圈钱’动作。”

　　他的另一个长处是善于“相马”和“驯马”。桀骜不逊的TCL移动董事长万明坚就是他的成功之作。但现在，为了TCL的未来，他需要招募一批可能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国际化人才。事实上，在此次TCL大规模招兵买马之前一周，TCL刚刚遭遇一场“换将风波”。5月24日，与李东生、创维老板黄宏生同为大学同学的TCL集团高级副总裁胡秋生突然辞去尚未正式对外宣布的TTE（TCL与汤姆逊重组后建立的新合资公司）CEO一职。虽然TCL集团副总裁、TCL国际执行董事赵忠尧临危受命，但换将的背后，是TTE架构的人力之忧。有传闻称，李东生对胡在与汤姆逊的利益谈判中不够强硬很不满。

　　在2010年，把TCL变成一个年销售收入超过1500亿的世界级企业。为了这个目标，他着一个年销售收入超过300亿的大集团的企业强人通常每周工作至少50个小时，而他的3万员工自愿在法定的5天工作制外再增加半天。

　　外人恐怕无法真正体会这个中等身材温文尔雅的广东男人的内心世界。在公众面前，他温和克制，谦恭有礼，从来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他可以按照广告导演要求，不厌其烦地背上数遍台词，而目的仅仅是为了配合拍摄一部公司宣传片。但在企业内部，他强悍激进，脾气暴躁。据说一段时期，下面的人找他汇报工作前必须先找他的秘书问李总心情好不好。李不得不在公司大会上反求诸己。他的书房里挂着“天地正气”的条幅。在他的书架内，《曾国藩家书》与哈佛商学院的约翰·科特、迈克尔·波特的著作相邻而立。

　　TCL搞关键业绩指标考评，李东生带头把自己也列进评估范围，他的理由是：“虽然按公司章程，总裁是由董事会考核的，但现在我们的董事会还不是很完善，还无法承担评审总裁工作的任务。那就把总裁工作的评审纳入集团系统。”

　　他的年薪只有73万，他使用的TCL手机居然连彩屏都不是。但他所持有的约6％的集团非流通股如果按发行价全部变现的话，李的身家接近6亿。不过他好像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在TCL惠州总部大楼里，悬挂着李东生亲自题写的使命宣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历史是由那些充分利用他们时代的机会不断进行变革创新的人们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