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历史，方风雷1994年筹备中金公司时，并非证券市场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A股市场有南方、国泰、华夏、君安等证券公司，海外上市有摩根士丹利、百富勤、中银国际等境外投资银行。方风雷并非金融科班出身，没有商业银行经历，也不是海归。毕业于中山大学，主修中文，辅修经济。多年从事外经贸工作。作为一个后来者转战资本市场，何以征战十年，一举成功？

　　外人将他视为传奇式的投资银行家。而他自己，却认为其长处，是“不将自己视为银行家”，也不认为投资银行就只是做项目。秘诀在于“高位蓄水”。

　　此前他在外贸等领域的经历与成就也说明这一点。1980年代初，他离开外贸部而赴河南，参加咨询团，调研河南的体制改革。被省领导看中，留在河南的外贸部门委以重任。他领导的中原国贸和中原集团，当时为外贸改革的先锋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外贸系统外贸体制改革小组的成员。在杨昌基等领导的支持下，他参与了我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1992年，担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市场所副所长期间，在海南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并为海南人民银行起草了《地产投资券管理办法》。其创新行为，均位居潮流前列。

　　按照方风雷长期以来的理解，在当代中国，“高位蓄水”就是追随高明的老师，把握和参与中国的体制改革，外贸和投资银行莫不如此。

　　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他在电信行业推动的几件大事。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后，这家合资的中国投资银行如何发展，战略并不清晰。方风雷到国外投资银行学习，在美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行业，在英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国企重组。回来开始找行业，搞重组，重点关注电信、能源行业。电信行业当时还是政企合一的体制，怎么改革，电信业内争议很大，国内外投资银行当然也不知如何操作。

　　有一次，摩根士丹利欧洲总裁向时任建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的王岐山谈到，英国电信准备收购大东电报局。一句话引出一个战略设想：大东控股香港电讯，而其时面临97回归，王岐山说：这就是契机。方风雷受命着手推动。在王岐山、吴基传、鲁平、廖晖等领导的支持下，中金公司担任顾问，于1997年上半年协助中国电信收购了香港电讯部分股份。此役让中金第一次获得了有国际影响的项目，第一次获得了大客户，也第一次开始独立承担项目。

　　收购需要资金，需要有香港注册的公司出面，顺理成章的引出了中国移动（香港）的上市。方案是，拿出盈利好、潜力大、界面清晰的移动业务，在香港组建红筹公司，上市融资，所得部分资金用于收购。

　　1997年10月，由中金公司与高盛担任联席全球协调人，经过短短5个月的准备，包含广东、浙江两省移动通信业务的中国移动（香港）在香港、纽约上市，融资42亿美元，创造了当时亚洲(不含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IPO。

　　按照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的说法，这只是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破局，而突破之后全面改革的进程明显加快，寻呼剥离，邮电分营，联通重组上市，移动和固网分拆，中国电信上市。

　　就这样，投资银行的项目来源于行业改革的需要；而项目的完成又推动了行业改革。今天看来，简单明了，并不高深。但在当时复杂的局面突破阻力，独辟蹊径，设计者无疑必须具备一定功底和高度，这正是方的高明之处。

　　而在这过程中，中金公司也理顺了与摩根士丹利的关系——最初摩根士丹利一直想把中金变为它在中国投行业务的载体，而非一个独立运作的本土投行，但中金已借中移动的上市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摩根士丹利由此承认了中金的独立性。

　　电信是垄断行业中改革步骤较快的一个行业。中金公司在一战成名后，专注于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与上市，相继开启了其它垄断性行业大公司重组上市的进程。这一波澜壮阔的财富重新分配过程对国企改革的影响可谓深远，而方风雷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无愧于《Financial Asia》将其评为“对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十人之一”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