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什么时候该在幕后

　　一年前，叶莺被柯达公司董事会正式任命为公司全球副总裁。

　　当时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一条震动全球企业界的新闻，标志着华裔女性第一次出现在世界５００强企业高级领导岗位上。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命，不仅是对叶莺加入柯达几年来工作成绩的一种认可，同时也是柯达向中国市场转移战略重心的一个强烈信号。”

　　这个评价的前半部分可能是对的；后部分则不算准确，因为甚至早在业内人士所共知的“９８协议”谈判前，柯达的中国重心就已经确立了。

　　正确的顺序是：因为柯达确立了中国战略，才费尽心机地将原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叶莺请出，参与这一战略的构建。

　　或者说，叶莺的加盟正是柯达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事实证明，叶莺成了柯达中国战略的发动机。

　　采访叶莺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主要倒不是因为她忙：

　　无论“柯达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副总裁”、“亚太区副总裁”、“大中华区副主席”这些叶莺正在或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多么令人眼花缭乱，她始终都有一个“正职”身份——亚太区对外事务总经理，这个职位恰恰是她所从事工作的最好描述，所以叶莺从不会冷落记者。比如她会花上大把时间，在香港的商场，根据不同人的性别、年龄、性格，为数十名记者精心选购风格各不相同的苏格兰羊绒围巾，并一个个签上名、写上祝福的话，再一一当面送给他们，作为新年礼物。

　　每年，叶莺至少有两次公开出现在内地记者面前，每次的时间不少于３天，有时候是一个星期。

　　真正的采访难处在于，每次出现，叶莺总是将自己巧妙地隐藏在柯达公司主席邓凯达，或者亚太区主席安瑞等其他公司高管的身后。

　　邓凯达上任后，对中国客户有个承诺：每年来中国两次；而安瑞的办公室设在中国上海。因此，柯达总是可以时不时地在人们视线中出现，即使柯达产品的中国市场占有率不至像媒体所说的达到６０％，公众也总能记住这个公司，一旦记忆变淡，马上会被又一次活动激发。

　　明眼人能看出来，这些战略和技术层面上的策划与成功，叶莺功不可没。在亚太区事务中，叶莺更像个大管家，她会事无巨细地安排一切，也知道什么时候退到背后，将镜头交给邓凯达和安瑞，以及中国政府官员、柯达公司其他管理人员乃至普通员工。她，则去充当一个翻译或协调员——当然，也绝不会让公司真正的翻译觉得无所适从或自己不称职。

　　“９８协议”谈判，其实很简单

　　说叶莺是柯达中国战略的发动机并不为过。

　　柯达前任ＣＥＯ费舍尔担任摩托罗拉总裁时曾邀请叶莺加盟，被她婉拒，因为当时她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我对他说不可以，我必须要到北京去接受我的挑战，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性接受过这个位置，我不要让人觉得我是临阵逃脱。”

　　１９９３年，费舍尔到柯达任ＣＥＯ；叶莺则于１９９５年到北京“圆梦”。

　　１９９７年元旦，叶莺终于作出她一生中从没想到过的选择——到企业中去。

　　她的选择是出于对费舍尔及柯达公司的认同，更是出于对当时柯达正在推进的中国战略的激动和向往，“由一个企业和中国进行一个全行业的合作，是空前的；就目前情况看，也应该是绝后的。”

　　叶莺加盟之前，柯达为合资问题与中国方面已经苦苦谈判了三年，没有结果，陷入僵局。到公司上任第三天，叶莺从香港飞到汕头，坐到谈判桌前。

　　据熟悉那次谈判的人回忆，叶莺一加入，便切中谈判要害，令局面柳暗花明。

　　２００３年６月下旬，叶莺谈起这段经历时，已经记不起谈判中的诸多细节了。但她说，“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知道双方真正需要什么。”

　　“从小我父亲就教我，与别人一起做事之前，一定要做人。人做正了，做直了，做事就差不到哪里去。所以，我每次做事前，绝不可能只从单方面思考，不可能只考虑到自己利益，把别人当傻瓜。

　　“我会将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想问题，由于环境、文化、价值观、地域的不同，可能我做不到１００％，但至少能做到５０％，这总比做１０％好，更比０％要好。”

　　叶莺在纸上画了两个圆圈说，“‘９８协议’的谈判很简单，你要的在这里，他要的在那里，中间有这么长的距离，我必须想办法让距离缩短，只要两个圆圈有接触点，那么大家再求同存异。

　　“所谓求同，就是要把双方共同的利益尽可能放大；存异，就是一定不能否定对方的利益。比如咱们面前的这个纸杯，从你角度看到的杯子有一条缝，从我的角度看到的却没有，但谁也不能说对方是胡说八道。就像夫妻过日子，你喜欢吃肥肉，她喜欢吃瘦肉，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要打架？不一定，你吃你的肥，我吃我的瘦就行了。”

　　叶莺的谈判技巧还在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美国人做事讲究的首先是法，而中国人则讲究‘情、理、法’，至少在我介入谈判后，我们是以‘情理法’顺序去谈的。其实顺序不同，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但当你从‘法’入手时，事情就拧了。我们从情切入，再讲理，那么根据什么这样做呢？法！当然这样谈比较费时。我相信，快节奏的商业游戏规则越来越被中国一些新兴企业接受后，他们也会首先用法的意识做事情。”

　　三种职业，一个道理

　　叶莺一生有三个梦想，一是跳芭蕾舞；二是做记者；三是做外交官。她曾说，因为训练太辛苦，第一个梦想没能实现。

　　她曾在新加坡海峡时报集团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供职，是一名出色的政治记者，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曾接受过她的采访；作为外交官，她先后担任过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美国商务部驻广州、香港商务领事，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

　　叶莺对自己的评价是敢想敢干、决不服输，正如她１３岁那年便开始训练跳伞一样。按说，她不应当是那种怕辛苦的人。第一个梦想没实现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对她而言，跳舞这个角色挑战性不够，或者说并不是她真正钟情的职业。

　　进入企业，她虽没想过，但走对了。

　　谈到自己从事过的三种职业，叶莺说，“这几个职业对我而言，只是形式上不同，本质都是一样的，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沟通，是桥梁。”

　　“做记者是要将被采访对象的观点、理念传递给读者，我不能改变他的观点，不能将自己个人东西强加在对象的观点里；

　　“做外交官也一样，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是决策人，无法决定和改变，也只能是一种桥梁作用。我可以做到的是，影响有关决策者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向；

　　“在企业，无论是总裁还是主席，他所能做的也是沟通。企业有它自己的制度，每个人的职责都是制度赋予的。有人觉得我在柯达公司的权力应该非常大，其实我不可以在某一个业务部门随便安排一名员工。这不是权力大小问题，而是职责分工的不同。与中国传统企业理解上会有很大差异。”

　　如果重走人生，一切都不会变

　　叶莺是那种很少回头想事情的人。如果一定要让她对自己作总结，她会说，“在事业上，一切都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的，结果也都是在自己意料之中；在人生的其他方面，可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性格深处的东西没什么变化，我本来性子急，现在还是急，将来还会急；我小时候就顽固，天不怕地不怕，现在还顽固，还是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什么变了呢？对人生的感悟变了。随着岁月增长，回头看以前做过的事情，和做事的方法，当然有时候觉得是很可笑的。如果重走一次，我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肯定会的！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清楚，大概还是取决于人的个性。就像吃菜，有人爱吃酸，有人爱吃辣，有人爱吃臭（豆腐），吃了第一次可能会觉得不好吃，可是为什么人人都吃呢？

　　“有人说结婚苦，可为什么天天都有无数人登记结婚？有人说离婚烦，为什么很多人不顾一切去离婚？有人说孩子累赘，为什么多数人还要生孩子？有人说女人是祸水，有几个男人生活里离得了女人？有人说男人是畜牲，可是有多少女人不需要男人？”

　　“企业像一条河，要让它持续发展，你就需要让出空间，给后来的人。”叶莺忘不了费舍尔退休时对她说过的这句话。

　　“我不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当我的团队成熟时，我会退出，给他们空间。”叶莺说。

　　一次闲聊中，叶莺讲起自己１３岁学跳伞。有记者问，那是哪一年？叶莺旋即说，我不能告诉你，否则你就知道我年龄了！她的年龄是个谜。她将退出柯达后的打算也做成了一个谜：“我想过以后安排，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我肯定不会只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