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先生对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给出了一个新解释，政府应该且必须承担在市场中的信托责任。目前中国股市只有中小投资者在承担信托责任，而政府与上市公司却没有承担。这是一个新的观点。虽然我不认可郎咸平以往的国资观点，但对资本市场的政府信托责任则深以为然。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十几年，如今面临又一次理论交锋，交锋主要议题是市场中的政府角色，表明我们对于资本市场的基本问题仍然认识模糊。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资本市场与如何干预资本市场的问题上，有关方面各执一词，将利益代言者的大帽子扣到对方的头上。
郎咸平先生指出，现在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必须对股票市场尽到信托责任的问题。什么是政府的信托责任？就是保障市场的公正与公平。信托责任不是放水，不是托市，而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环境，坚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
以往中国股市的历史中，最能体现政府信托责任的是股改，流通股东的类别表决权与对价支付，弥补了上市公司存在的非流通股股东折价这一制度性缺陷。赋予流通股股东用手投票权，使股市摆脱僵死状态。但股改的成功是带有极大后遗症的成功，得到对价者未必会为解禁时的股东负责，流通股股东的博弈权被无情收回。如果股改当时就能流通，那么支付对价与享受对价者就不得不决战当场，那些业绩差的公司将原形毕露，而不会贻害后来的投资者，A股市场绝对不会升到6000点。此时伴随人民币大幅升值，则资本市场会处于温和上升期，国际资金流入将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管理层在尽到第一步信托责任之后，却以市场化为名，对资本市场不再实行制度性纠偏，实际上是放弃进一步尽信托责任。
昨天我撰文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实际上存在三个估价体系，一是A股普通股东的估值体系；二是中国香港市场的估值体系；三是大小非的估值体系。价格中枢可谓一个更比一个低。价格高估是A股市场的制度缺陷造成的，而在市场急挫时却为国际市场估值与中小投资者不理性为名，是对市场机制的歪曲。
以目前要回归的第一只红筹股紫金矿业为例，确定发行价区间为每股6.88~7.13元，此价格区间对应的市盈率区间为39.26倍至40.69倍。这相当于一元面值的71.3元，其H股价格3月20日低至6港元，4月8日，盘中最高价达到8.97港元，4月15日收盘价为7.61港元，折算成人民币为6.8262元，可见其A股发行价高于H股现价，而该股去年每股收益摊薄后仅0.17元。去年每股净资产0.41元，发行价相当于净资产的17倍。成熟国家的市场，股价一般相当于净资产的2倍以下。看来，在新股发行时，有关方面显然乐于利用A股不市场化的A股估值系统，乐于创造世界纪录。这不是制度性缺陷又是什么？
笔者说过，中国上市公司的估值必须统一，以H股市场与大小非市场的估值系统来搅混市场之水，我们看不到A股市场的前景在哪里。要保证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只有将估值体系统一到A股的估值体系中来，从制度上使三个估值体系接轨是为了让市场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下操作，否则A股市场就不可能有前景。
各方的信托责任必须是稳定而持久的。政府不是没有作为，为了显示尽责，已经连续发了40多只基金，但不仅基金公司本身，连发行银行等都显示出疲态。为了鼓舞人气，降低市场对于大非的恐慌情绪，国资委主任李荣融4月14日明确表示，“对国有股减持，我们有承诺，要为股市的健康发展做贡献，别担心！”一些地方的证券业协会也发出停止收取证券交易通信费用的通知。
但这些不是信托责任，不是机制变更，这些利好都是虚拟的、短暂的，因而是不明确的，反而构成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连续发行基金救市，不是政府在行使信托责任，而是政府直接干预资本市场的资金。国资委主任的表态，内涵十分丰富，无非是保持市场稳定，国有控股股东减持延续市场价高则低之、价低则高之的方法。什么是真正的信托责任？政府强令大小非预先披露减持信息，禁止继续批量制造成本低到接近利益输送的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向市场提供公开而准确的信息，对于不纳税的自然人小非进行收税，才是践行信托责任的标志。
政府不履行信托责任，市场估值体系莫衷一是，毁坏的绝不仅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虽然中小投资者会成为第一批炮灰。目前的上市公司已经不是为地方国企脱贫解困时的上市公司了，而是一批扼住了中国经济咽喉的金融、能源公司，这些公司的定价权以H股或者大小非的估值系统而定，其实质是将中国核心资源拱手交到外资与国内特权阶层的手中。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忍受疲软的美元，财政部副部长李勇直接向国际市场喊话，要求超级资本主义放弃不负责任的贬值行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我们的武器在自己手中，只有政府尽责才能扎紧中国资本市场的篱笆，否则，我们在这里拼命做大市值，只要一记重估上市公司价值的重拳，就能让中国上市公司受到严重内伤。
政府不从正面干预股市，不是为郎氏以信托责任为内核的七伤拳所伤，就是为国际市场的估值体系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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