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正忙着呢!”大刘对记者说。每逢长假临近，他都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他是一个“票贩子”,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黄牛党”。 

　　经不住记者的一再追问，大刘终于把自己的故事抖了出来。

    首先，做票贩子也是讲等级、讲方法、讲程序的。大刘说，首先得有票源，火车票的来源一般有两个，一是从火车站买，二是去代售点买。“高等级票贩子一般能从车站直接拿到票，而中等级的票贩子手段得多样化，就像我一样，会请人排队去火车站买票，也要安装很多电话订票。不过，电话订票只能订到硬座，卧铺票根本不可能，有时候请人去火车站排队也不一定能弄到票。”所以，和代售点搞好关系，打通票源，是大刘这种“中等级”票贩子的核心工作。 

　　大刘去年12月中旬来到深圳，开始了“春节工期”。他一到深圳立刻在南山区一个城中村租下场地，装了近两百部电话，而他从老家带来的5个“马仔”就成了他的帮工。接下来，等春运的车票开始预订后，他需要找很多有身份证的民工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另外，找一些“闲人”来帮他打电话订票，这些人每订到一张票会从他那儿得到30元钱。 

　　“这些流水作业，没啥技术含量，票贩子最大的能耐是公关，要能搞定代售点、更高级别的‘黄牛党’，甚至火车站售票处。”大刘说，逢年过节时，一般人到代售点很难买到火车票，因为都被代售点提前打给了票贩子。道理很简单，代售点正常卖一张票只能收取5元手续费，但给了达成协议的票贩子，每张收取的手续费就翻上几番。这一层的票贩子再把票加价卖给下线。最终到买者手里，票价比标准价高出两三百元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乘客在火车站排队也买不到票，这是因为，代售点已经提前将票打完了。  

　　“与代售点建立关系得熬，在这个行当待久了，很多人混熟了，到人家相信你时，才会给你票，不然就容易被你们记者抓到现行。代售点囤票也是违法的。”大刘在描述这个行当时显露出几分自信。 

　　谈到自己的成本时，大刘说主要有三块。一是人工，五个“马仔”每人每月包吃住发800块，雇来排队和打电话的人每订到一张票30块。二是一些房租、水电以及电话安装费和电话费。三是“贴近”高级黄牛和代售点所需要的“打点”。现在每张深圳去长沙的座位票在原价上加收200元，硬卧加收300元，最高峰时还要往上加价，总之，“票源越多赚得越多”。 

　　加上“五一”、“十一”两个时段，大刘每年只用忙活两个来月。但他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他这两个月，“比你写一年稿子赚的钱都多”。 

　　票贩子年年抓，黄牛党年年有。为何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专家认为不可忽视制度问题，比如代售点表面上只需要花2万元就可以申请一个，但是为了能被批准需要“打点关系”，这方面少说也得三五十万，代售点只有抓住节假日这些少有的卖方市场机会，把成本赚回来。 

　　最近南方的雨雪天气严重影响了铁路出行，广州站一度停止了售票，这对票贩子的生意影响也挺大。但和记者谈话时，找他买车票的电话还是响个不停。 

　　“不是我们愿意做，也是没办法。自己没学历没文化，就钻点空子，赚点昧良心的快钱吧。”黄牛党的生存之道如此简单，又有这么多人甘于忍受“盘剥”，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消除？“铁老大”的问题，也许还得“铁老大”来办吧。